核心提示：在时时面临民族危亡的近代中国，要成为对政治毫不关心的学者几乎是不可能的。闻一多由对政治的不甚关心到全身心投入其中，由对共产党的敌视、反对转为对该党的坚决支持、拥护，是颇具代表性的。
在20年代以诗集《红烛》饮誉一时的狂放诗人闻一多，在40年代却以倒在血泊中的“民主斗士”震惊全国。纵观闻氏不长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却充满了令人心惊的戏剧性变化和内在的“紧张”：由感情奔放如烈火腾烧的诗人突变为埋首故纸堆的冷静学者，又由躲在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一跃而为怒争民主自由的勇士，由对共产党的长期敌视急转为该党的忠实信徒……闻一多的这些变化，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透视一代知识分子在云诈波谲的中国近代社会中，如何苦苦探寻救国之路、追求自我救赎这一悲壮历程的最佳焦点。
一
年，年仅13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美国人创办的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年又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科学知识、文艺观念直到价值体系，无不深受其影响。
从考入清华到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在清华，他发起成立了好几个文学艺术社团，以呼应蔡元培先生的“美育代替宗教说”。他在《美司斯（Muses）宣言》中声称：“生命的量至多不过百年，他的质却可以无限度地往高深醇美底境域发展。生命底艺化便是生命达到高深醇美底鹄的底唯一方法。”当时正在崛起的白话文运动，使他开始尝试新诗创作，并与梁实秋等人创办了小有影响的“清华文学社”，为新文学运动推波助澜。在美国，虽曾与一些清华同学创办了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大江会”以慰故国之思，却并无具体活动便旋告解散。他依然沉潜在美术与文学之中，且于年秋在国内出版了诗集《红烛》，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
年6月，豪情满怀的闻一多回到动荡不安的祖国，几经波折之后，终于能与徐志摩等利用《晨报》副刊每周出《诗镌》一次，继续进行新诗探索。由于他们讲求修辞，用律严格，后来被称为“格律派”，为新诗早期发展的三大流派之一（另两派为自由派与象征派）。这期间，他发表了著名的《死水》一诗，努力想把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统统溶于诗中。徐志摩曾坦承自己的诗歌受到闻一多的影响：“我想这5、6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
正当他们沉醉在象牙塔之中的时候，奉系军阀于年4月攻入北京，枪杀著名报人邵漂萍，大肆迫害文化人。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的情势中，闻一多只得举家返乡。然而家乡也不平静，北伐已经开始，湖北不久就成为两军鏖战之所。为了生计，闻一多又来到上海，在作为国家主义立足之点的政治大学谋一教职。但北伐军旋即攻入上海，封闭了政治大学，紧接着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事变。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时局没有平静过一天，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流血、屠杀、死亡……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闻一多再也难抑悲愤，像一座突然喷发的火山，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愤懑。在短短的时间内，他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起誓》《心跳》《一句话》等不甚讲求修辞，但却充满火一般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却又是长久的沉寂。面对极其复杂的现实，徒有满腔热血的诗人又备感无奈，在各种政治力量间不知何去何从，茫然无措……最终，他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心如止水，对世事过问无多而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二
从年夏到年夏被害止，闻一多先后受聘于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等，由浪漫诗人一转而为谨严深入的学者，将喷薄奔腾的诗情凝为冷静细密的考订，从“向外”的宣泄改为“向内”的收敛。这不仅是一种学术的转变，而是人生道路的重大变化。直到年秋参加“民主运动”之前，他一直过着避世的学者生活，甚至抗战初期避难云南时仍苦读不辍，除上课外平日很少下楼，以至友人皆劝其“何妨一下楼呢”，结果得到“何妨一下楼斋主人”的雅号。
作为学兼中西的诗人学者，他的研究范围既广且专，研究门径则别开生面。他从唐诗开始做起，不断上溯，对《诗经》《周易》《楚辞》，远古神话和金文甲古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尤值一书的是，他将中国传统的考据校勘之学与西方现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熔为一炉，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其成就迅速享誉学界。
在十余年的时间中，取得如此广博精深的研究成果，不能不令人赞叹再三。但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学术”尤其是传统“国学”，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个中三昧，颇堪深究。
在闻一多之前，原本专治古典诗词和叔本华等德国古典哲学的王国维后来转向甲骨金文一类的考据之学；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激烈反传统的陈独秀政坛失意后便一直沉溺于小学之中；反满斗士章太炎由撰写“令人神旺”的政论高手一转而为国学大师；以宣扬“西化”闻名的胡适却又长期提倡“整理国故”，其人生的最后二十余年几乎倾全力于《水经注》的考据之中；闻一多的学生、著名“新月诗人”陈梦家后来也转向古文字学；就连“敢于直面人生”的鲁迅，在辛亥革命后也曾一度致力于古碑的搜集整理而难以自拔。凡此种种，当非偶然。
当然，从细的方面来说，情况各不相同，各自有因。但从大的方面来说，却有十分相同的背景：
首先，“国学”可说是传统文化中的精萃，确具极大的学术、文化魅力，足以将人吸引过来；而钻研国学，历来似乎就是文人学者的“天职”。
其次，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刻，国学当然也面临“现代化”的发展问题。而这一代学人却也生逢其时，从小都浸淫在传统的“国学”之中，青年时起又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影响和学术训练，因此大都学兼中西。这使他们既有“朴学”的功底，又有“新学”的创见。从中西兼用的角度来看，“国学”确有一片广阔的天地供他们一展身手。
更重要的是，国学为身处政治专制腐败、社会动荡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难得的安身立命之所。当对现实倍感无奈而环境又不允许他们慷慨激昂之时，自然就要“向内走”，躲进书斋之中。闻一多在彷徨痛苦中向友人倾诉说：“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同样，胡适多次举德国文豪歌德在祖国垂危之时仍潜心学术为例，称赞说：“每遇着国家政治有大纷扰的时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干扰”，以拯救自己”。但另一方面来说，国学又不仅仅是“独善其身”的庇护所，而又能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胡适便屡屡表白整理国故的社会意义，时而说是为了“捉妖打鬼”，找出传统文化的病症，时而说是为了找出科学在传统文化中的根源，以改造弘扬传统文化。当闻一多在40年代中期重新开始呐喊时，对自己的“钻故纸堆”又作出如下辩白：“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
显然，国学在近代中国具有一种奇特的功能，使沉潜其中者一方面能逃避现实、在风暴中找寻到一块难得的安宁之所，另一方面又有种维系传承民族文化血脉、以一种更间接却更深远的方式“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种感觉足以消除由“独善其身”引起的某种良心不安，获得一种精神的满足和心灵的自慰。当然，倘政治专治到极点，连这种与现实关系极其疏远的“国学”都被禁止时（如“文革”期间），知识分子便丧失了安身立命的最后一个支点。
三
在时时面临民族危亡的近代中国，要成为对政治毫不关心的学者几乎是不可能的。闻一多由对政治的不甚关心到全身心投入其中，由对共产党的敌视、反对转为对该党的坚决支持、拥护，是颇具代表性的。
在清华读书时，深受渐进改良影响的闻一多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思想十分反感，认为是只破坏不建设。年回国后，他一度与著名的国家主义者李璜有所来往，并表示“现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他参加过几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谈及此事：“开会时有多数赤魔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作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对垒然。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这更加深了他对共产党的反感。
30年代初闻一多曾在青岛大学任教两年，他虽已转向学术研究，但由于身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便难以完全摆脱政治的纠缠。“九·一八”事变使爱国学生运动日益高涨，青岛大学亦三次爆发学潮。在每次学潮中，闻一多都站在校方一边反对学生罢课，主张开除学运积极分子。学生也将矛头对准闻一多，甚至发表《驱闻宣言》，指其为“准法西斯蒂主义者”。
直到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政府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国边的。闻一多当年清华的同窗好友、后又一同赴美留学的罗隆基回国后一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曾因争自由、民主、人权及对国民党进行严厉的抨击而入狱。对罗隆基的言行，闻一多颇不以为然，在年夏甚至正言厉色指责罗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的教授几乎一致反对，闻一多的态度更为鲜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被推举为起草电报与宣言的7人委员会成员。在《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中，他们愤怒谴责张学良说：“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执笔者，正是十余年后因“宁肯饿死，不食美援”著称的朱自清。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话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埋下了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们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许多教授要靠业余经商、到中学兼课或卖文售字才能维持生活。包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夫人在内的一些教授夫人们开始合制糕点送到商店寄售，要养活八口之家的闻一多只得给人治印，勉强维持日用。生活的平民化，把他们彻底赶出了安逸的象牙之塔，使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在这种情景下，执政者的贪污腐化便更加触目惊心，忍无可忍。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年春蒋介石的《中国的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开始由学者转变成斗士。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记》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一九四四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成天吐出去却没有新的东西补充，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以“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所受的教育”。现在只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而已，等到政治上告一段落，我的门外底一只脚还是收回，不过留个窗户时常向外看看。”
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理想，严酷的政治现实已不容他收回那“门外底一支脚”。在年7月15日勇敢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之后，竟被暗杀于昆明街头。噩耗传来，举国震惊。中共领导人发来唁电，并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郭沫若、茅盾、洪深、叶圣陶、周建人、许广平、田汉、胡愈之、曹靖华、巴金、郑振铎等人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致电，揭露控诉这一暴行，请求联合国“立即派一个调查团来”，否则“中国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将面临暴力灭绝的威胁。”
四
对社会现实的了解、生活的贫困化及统治者的专制腐败是广大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产生离心倾向而普遍左倾的客观原因，但是，每个个人的转变又都有着不尽相同的个人因素。在闻一多的思想转变中，有三个人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一是他的多年好友罗隆基。虽然当年闻一多对罗严厉批评国民党甚为不满，但二人私谊仍在，罗对他一直有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抗战时的争民主运动中终于结果。二是他的学生兼同事吴晗。吴晗以其出色的学术才华深受胡适、闻一多的赏识，从未涉足政治。但吴的妻子袁震以前却是共产党员，后来失去联系。抗战时期，中共地下组织为在高层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而与袁恢复联系。吴晗渐受影响，终于加入民盟，卷入政治。吴晗加入民盟后，遵照中共的指示多做闻一多的“工作”。正是在吴的细心“工作”和多次动员之下，闻一多也参加了民盟，于政治涉足渐深。
第三位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来昆明做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华岗。华岗是知识分子出身，曾任《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著述甚丰，一派学者风度。学识渊博的华岗来到云大社会学系当教授，主动拜访闻一多，立即赢得闻的信任与敬佩。在华岗的介绍下，闻一多参加了中共在地下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在“研究会”的多次座谈会上，闻一多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的种种理论。在闻一多的心中，华岗就是共产党的化身，因此他对华岗可谓“言听计从”。
走笔至此，则不能不令人顿生万般感慨：为共产党出生入死的华岗早在年就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而被捕入狱，“文革”中更是备受磨难，于年瘐死狱中，直到年始获“平反”，只可惜斯人已去；罗隆基在年被划为“大右派”，于年在孤寂中病逝；谁也没有料到，年秋对吴晗的批判竟成为给全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十年浩劫的序幕，吴晗与妻子袁震在年双双被迫害至死，他们尚末成年的女儿也惨遭迫害而精神失常，只得以死相抗，在年结束了自己年仅22岁的年轻的生命……
面对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一种殉道般的悲壮感不禁油然而生，那遥远的少年时代读过的高尔基的“母亲”说过的一句话，竟如此鲜明地涌跳出来，字字如重锤击胸，使人喘不过气来：“要是人们都不为我主耶稣的荣耀去赴死，也就不会有我主耶稣了……”
来源:《东方》年创刊号
“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闻一多的这句名言贯穿并支配他的一生。
“诗言志”，是闻一多的这颗爱国心表现在他写的大量爱国诗中，他的爱国心和爱国诗交融在一起。
年，13岁的闻一多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随着年龄与学识的增长，他的爱国主义意识也日益增强。幼时读书每次读到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事迹时，他都深受启发教育。进入清华后，在学习各种现代科学知识的同时，他还废寝忘食地学习传统文化，深刻体会到祖国之伟大、可爱。年五四运动爆发当天，闻一多连夜满怀激情书写岳飞的《满江红》，贴在学校食堂里。不久，北洋军阀政府在北京、上海等地大量逮捕参加运动的工人和学生。在这危急关头，6月5日，闻一多和多位清华同学一起，从清华园进入城内。他们带着水壶、干粮和洗漱用具，做好随时被抓坐牢的准备。他这样做并不是一时义愤，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说：“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
年，他于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并改学文学，特别致力于诗的研究和创作。他创作的《孤雁》，标题下引用杜甫的名句“天涯涕泪一身遥”点明了主题：“不幸的失群的孤客！/谁教你抛弃了旧侣，/拆散了阵字。/流落到这水国底绝塞，拼若寸磔的愁肠，/泣诉那无边的酸楚？/……流落的孤禽啊！/到底飞往哪里去呢？/那太平洋底彼岸，/可知道究竟有些什么？/啊！那里是苍鹰底领土——那鸷悍的霸王啊！／他的锐利的指爪，/已撕破了自然的面目，／建筑起财力底窝巢。／那里只有钢筋铁骨的机械，／喝醉了弱者底鲜血，／吐出些罪恶底黑烟，／……归来吧，流落的孤禽！／与其尽在这水国底绝塞，／泣诉那无边的酸楚，／不如棹翅回身归去吧！……”从诗中可以看到诗人对回归祖国的渴望。
他在《洗衣歌》的序言中说：“美国华侨十之八九以洗衣为生，……国人旅外之受人轻视，言之心痛，爰假洗衣匠口吻以鸣不平。”歌中的诗句充满着对同胞的同情和怜爱。
《七子之歌》是把当时被列强霸占去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等地比作被迫离开母亲的七个儿子，哭诉了所受帝国主义强盗蹂躏的痛苦。他写道：“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出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之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尔云。”《七子之歌》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年7月4日在《现代评论》发表以后，引起强烈的反响。读者吴嚷读后，在其来信中说：“读《出师表》不感动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不孝；古人言之屡矣。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陈情》时，固未有如是之感动也。”《长虹月刊》第二期发表了署名文章评论说：“……闻一多君这三首诗（按：指《醒啊！》、《七子之歌》和《洗衣歌》）表现了中华民族争自由求独立的迫切呼号的精神，……至于诗人呢，他是得天独厚，能首先感着痛苦，首先热起情绪，首先擒得诗意，……把它们高唱出来。”
朱自清在评述中国的新诗史时说：“抗战以前，闻一多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
闻一多提早两年结束在美国的留学，于年6月1日抵达上海，亲眼目睹了五卅惨案。此后，他的诗风也为之一变。年3月18日，段祺瑞军阀政府开枪镇压为抗议日本侵略而请愿游行的群众，闻一多连续发表诗文，表达哀愤。在《唁词》中，他写道：“这一阵哀痛可磔碎了你们的心！／但是这哀痛的波动却没有完，／他要在四万万颗心上永远翻腾。／哀恸要永远咬住四万万颗心，／要么这哀痛便是忏悔，便是警惕。／还要把馨香缭绕，俎豆来供奉！／哀痛是我们的启示，我们的光明。”他用诗的语言来表达了全国人民要把悲痛化为力量的决心。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日》一文中，他称赞“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
回国以后，闻一多先后在国立艺专、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等校任教。年发表长诗《奇迹》以后，闻一多就从诗坛上隐退，专心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从周易、诗经、庄子、楚辞、汉魏六朝诗、唐诗，而进一步研究甲骨文、钟鼎文，以及音韵学、民俗学、神话学等，他撰写了一大批有独到见解的论文和专著，积累了数百万字文稿，成一家之言。在为年出版的《闻一多全集》作序时，郭沫若写道：“他（闻一多）那眼光的犀利，考察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
在闻一多的书斋里，挂着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不满足于自己朴素的爱国热情，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细致的观察、思考，他对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国家逐渐获得了比较正确的科学的理解。
在现代的《诗经》研究者中，闻一多是一位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学者。他将传统的考据学与现代的科学方法相结合，从揭示《诗经》中的一些“隐语”或意象的文化内涵入手，对《诗经》（主要是《国风》）的思想内容和文艺特质作了全新的阐释和展现。他所开创的新的训释方法，拓展了《诗经》研究的文化领域，全面地提高了当时学术界《诗经》研究的水平。他提出的一些新见，在当时便产生很大反响，至今仍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一
闻一多对《诗经》研究所作的贡献之一，就是开创了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型的研究方法和流派。从研究方法上讲，他推崇实证，一方面“继承了清代朴学大师的考据方法”，同时又“益以近代人的科学的致密”[1]（《闻一多全集·郭沫若序》）。在形式上多以文字词义的考辨为主，而在内容的解说上则运用多种现代学科知识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新的审视和全新的阐释。这种阐释，或是文学的、历史的，或是社会的，更多的是属于文化型的。
在具体的研究中，闻一多常常进行的是校定文字、训释词义的工作。他的《诗经新义》、《诗经通义》等著作，在形式上都是以训释词义为主，与传统笺注相似。“为了证成一种假说，他不惜耐烦地小心翻遍群书，为了读破一种古籍，他不惜在多方面作苦心的彻底的准备，这正是朴学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1]（《闻一多全集·郭沫若序》）。其著名的对《邶风·新台》中的“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的鸿字的诠解，便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的突出体现。多年以来，人们都释训鸿为“高飞大鸟”，闻一多则第一个提出怀疑。他指出，取鸿当以缯缴，不当以网罗，且结合全诗语意推绎，以鱼形象为美，以“籧除”、“戚施”为丑，鸿在此当与“戚施”平列而喻丑；但历来皆以鸿为美的象征（其仪甚美，又善鸣舞），此诗却以之喻丑，有乖于情理。然后便遍寻古籍，多方求证。他先考定戚施与籧除实为一物，即蟾蜍，并罗列其诸种异名，指明其有“大腹”之义。再从语义上证实鸿亦有“肥大”之义；从语音上证明鸿的古读为“苦蠪”，并以《淮南子·坠形篇》所载的一种名叫“屈龙”的草，其别名也叫“鸿”为证据，进而推论：“鸿与苦蠪为语之变，而苦蠪实蟾蜍之异名，则古有称蟾蜍为鸿者”[1]（《〈诗·新台〉鸿字说》）。如此训释，全诗意脉便自然贯通。下网本求鱼，却打到了癞蛤蟆，其讽刺之义不言自明。这一发现，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亦极有说服力，故深受人们赞赏。然而近十年之后，他又郑重地宣布：“鸿是双关语，我从前把这鸿字解释为蛤蟆的异名，虽然证据也够确凿的。但与《（豳风）九罭》篇的鸿字对照了看，似乎仍以训鸟名为妥。”又引《九歌·湘夫人》里“鸟何萃于苹中，罾何为兮木上”句为例，说明这两句都是隐语性质，“喻所求失宜，必不可得”[1]（《说鱼》）。于此可见他求实求真的审慎态度和彻底的科学精神。
闻一多超越清儒甚至同时代许多人的高明之处，就是他不仅仅停留在从古代文献中寻查证据，而是充分运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包括从西方引进的一些学术理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深入地发掘隐藏在诗歌“意象”中的文化内涵。
闻一多在学术上主张“求真”，他认为，认真的文献考索与辨伪，细致的文字训诂都是必要的一步，但还不够，这只是研究“抽象的、概括的问题”的“最低限度”[1]（《匡斋尺牍》），而要完整地解读诗意和体贴诗情，则必须“用‘诗经时代’的眼光读《诗经》”。因为“诗经时代”离我们太遥远，那时人的生活习俗、思想观念和心理状态对于近代人说来是太生疏了，“文化既不是一件衣裳，可以随你的兴致脱下来，穿上去，那么，你如何能摆开你的心理。当然，这也是一切的文艺鉴赏的难关，但《诗经》恐怕是难中之难，因为，它和我们太生疏了。况且纠纷还没有完；能不能是一端，愿不愿又是一端。你想，戴上了‘文明’的光荣的徽号，我们的得意，恐怕也要使我们不屑于了解他们——那便更难办了”[1]（《匡斋尺牍》）。为此，他不但深入钻研历史学、文学史，而且研究考古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和文化人类学。他说：“我走的不是那些名流学者、国学权威的路子。他们咬定一个字、一个词大做文章；我是把古书放在古人的生活范畴里去研究，站在民俗学的立场，用历史神话去解释古籍。”[2]“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1]（《给臧克家先生》）而这些课题起始于《诗经》研究，集中于对象征性隐语的文化内涵的考察之上。
例如他说在古代“妇人盖以水喻其夫，以水道自喻”，用了弗洛伊德的学说，认为这是一种象征。[1]（《诗经新义·二南·汜》）又如在解说《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时，运用了民俗学、神话学与文化人类学方法，认为“履迹乃祭祀仪式之一部分，疑即一种象征的舞蹈。所谓‘帝’，实即代表上帝之神尸。神尸舞于前，姜嫄尾随其后，践神尸之迹而舞；其事可乐，故曰‘履帝武敏歆’，犹言与尸伴舞而心甚悦喜也”。“诗所纪既为祭时所奏之象征舞，则其间情节，其本事之真相已远，自不待言。以意逆之，当时实情，只是耕时与人野合而有身，后人讳言野合，则曰履人之迹，更欲神异其事，乃曰履帝迹耳。”接着以古说华胥氏履大人之迹感生伏羲作为旁证，并进一步推论姓氏来源与感生神话的关系：“传说修巳吞薏苡而生禹，故禹为姒姓（苡、姒同字，这是闻氏之考证，因过程繁复，只引结论，下同）。”“简狄吞燕卵而生契，故契为子性（卵一曰子）。”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弃，故弃为姬姓（姬训为“基”，姬从，犹从止，止为足迹。姬姓犹言足迹所生矣）。”[1]（《姜嫄履大人迹考》）。
在论说鸟为“女子象征”时，用了图腾学说：“三百篇中以鸟起兴者，不可胜计。其基本观点，疑亦导源于图腾。歌谣中称鸟者，在歌者之心理，最初本只自视为鸟，非假鸟以为喻也。假鸟为喻，但为一种修词术；自视为鸟，则图腾意识之残余。历时愈久，图腾意识愈淡而修词意味愈浓。”[1]（《诗经通义·周南·关雎》）这段解说不但明确指出了鸟类兴象的起源与图腾崇拜间的关系，而且指出了由原始宗教观念向艺术审美转变的复杂过程，即随着时间推移，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逐步加深，因此原始宗教意识在逐渐淡化乃至消失，而艺术的修辞意味则不断地加浓，从而产生了诗歌“起兴”的表现手法。其话语虽看似简单，却对后世学者的深入研究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再如在解说《周南·摽有梅》一诗为“女求士之诗”时，闻氏先采用了民俗学方法：“疑初民习俗，于夏日果熟时，有报年之祭，大会族人于果园之中，恣为欢乐。于时士女分曹而坐，女竞以新果投其所悦之士，中焉者或解佩玉以相报，即相为夫妇焉”，这与《卫风·木瓜》所咏之事相同。并认为《晋书·潘岳传》所载潘岳出洛阳道，妇人慕之，竞投果品，致满载而归事，即此流风遗韵遗存于后世者。继而便进行文化人类学的分析，认为原始社会因两性体质不同而分工合作，男主狩猎，女事采集，“故蔬果之属，相沿为女子所有”，证以《左传》、《礼记》等古籍文献。再进一步猜测：“女以果实为求偶之媒介，亦兼取其蕃殖性能之象征意义。掷人果实，即寓贻人嗣胤之意。故女欲事人者，即以果实掷之其人，以表诚也。”证据确凿，已令人信服。但并未就此止步，转而进一步对“梅”与女子关系的深层次挖掘：“梅字从每。每、母古同字，而古妻字亦从每从又。梅一作，从敏，古作，亦从每从又，与妻本属同字。”再以金文、《说文》、《韩诗》等为例，列举梅之各种变体重文如楳、槑，及其孳乳之字“媒”，认为梅是“媒合二姓之果”；“梅也者，犹言为人妻为人母果也，然则此果之得名，即仿于摽梅求士之俗”[1]（《诗经通义·召南·摽有梅》）。如此层层剥笋，不但廓清了古传笺疏的“皮相之论”，“郢书燕说”，更促进了人们对古代文化形成的了解和体察，读了真使人茅塞顿开。
闻一多特别注重于隐语或廋语的研究。他认为隐语在《诗》中表现为“兴”，在《易》中则为“象”，它与西方的“意象”是“同类的东西”，文化内涵丰富，应用范围广泛，“它有着一种选择作用的社会功能，在外交场中（尤其是青年男女间的社交），它就是智力测验的尺度，国家靠它甄拔贤才，个人靠它选择配偶，甚至就集体的观点说，敌国间还靠它伺探对方的实力”，它是一种具有“社会价值”的“充沛着现实性的艺术”[1]（《说鱼》）。他将隐语分为两大类别：一是象征廋语，上文例举的鸟、梅，均属于此。一是谐声廋语，如“好”字：“好本训匹耦，引申为美好，犹丽本训为耦丽，引申为美丽也。”[1]（《诗经通义·关雎》）“好与匹，仇与俦，声义并同，匹俦与好仇，实一语也，又作疋俦。”它本是“古之成语，二字平列，不分反正”[1]（《诗经新义·好》）。对于一些重要的隐语，他不惜花费大量的精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陈说。如“鱼”，他在《诗经通义》、《风诗类钞》中已多次清楚地表明了观点，认为“《国风》中凡言鱼，皆两性间互相称其对方之 语，无一实指鱼者”，“鱼”的象征意义就是“匹偶”。但仍意犹未尽，以至撰写专文《说鱼》进行详细论证。他将《国风》中言及鱼处（包括打鱼钓鱼、烹鱼吃鱼及吃鱼的鸟兽）的诗句列举出来，然后列举自楚辞、乐府乃至现代各地的民间歌谣（包括云南、贵州、两广、海南）数十首作为旁证，再比较以域外习俗，进行文化人类学的探源：“以鱼为象征的观念，不限于中国人。现在的许多野蛮民族都有着同样的观念，而古代埃及，西部亚洲以及希腊等民族亦然。崇拜鱼神的风俗，在西部亚洲，尤其普遍，他们以为鱼和神的生殖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今闪族人还以鱼为男性器官的象征，他们常佩的厌胜物，有一种用神鱼作装饰的波伊欧式的尖底瓶，这神鱼便是他们媒神赫米斯的象征。任何人都是生物，都有着生物的本能，也都摆不脱生物的意识。”这一看法深刻揭示了鱼兴象起源与原始的生殖崇拜之间的关系，其立论之新颖，论证之精详，例举之丰富，都堪称典范。
我们之所以如此不惮其烦地列举出闻一多众多的猜想、新论，不仅仅是为了证明其本身的学术价值，更为了证明在《诗经》研究中，进行最广泛的文化性阐释的，闻氏堪称第一人。尽管在个别具体的结论上，还有一些值得探讨和商榷的地方，如据当代学者考察，鱼兴象源于女性生殖崇拜，而鸟兴象则源于男性生殖崇拜[3]，但这只能说明学术的进步。而闻一多开辟《诗经》文化研究道路的功绩是赫然卓立于世的，它将《诗经》研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后世学者沿着这道路前进，对《诗经》各种兴象进行深入剖析，或进行民俗学、神话学的研究，或全面探讨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都已获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当代诗经学的热点之一。
二
闻一多对《诗经》研究所作的贡献之二，就是强调让《诗经》回归于其诗学本位，将语言训诂、文化阐释与艺术的审美鉴赏融合为一体。
《诗经》是诗，但千百年来人们却把它弄得面目全非。对此，闻一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宋人稍好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的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它当文艺看呢？”[1]（《匡斋尺牍》）。这实际上是对整个《诗经》研究学术史的批评。自汉以后（实际上是自先秦孔子之后），《诗三百》逐步变成了儒家经典，尤其是毛郑古文经学派更将它纳入宣扬封建礼义、圣道王化的“诗教”范畴，致使《诗经》阐释走上了穿凿附会、曲为解说的迷途。而宋学虽在一定程序上对汉学有所匡正，不少阐释家都承认《诗经》中有“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的“里巷歌谣”[4]，却又摆出了道学家面孔，用封建的伦理道德去训斥它，甚至不惜“诬诗、杀诗”而走向极端（如王柏）。清学虽对《诗经》中语言文字的训诂和名物制度的解说有独到之处，而且诸如姚际恒、方玉润、崔述之辈乃至近人，对其中诗的成素的发现似乎“愈来愈多”[5]，但训诂学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诗学”。现代学者已开始打破《诗经》神圣的“经学”观念，还它以“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的文学原貌，但又往往只
闻一多是诗人型学者，或者说是诗人兼学者，他懂得诗，并且一直揣摩着为新诗的前途开辟道路。他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人。[7]他曾提出了关于建设中国新诗体的“三美”主张，强调新诗也要注重格律。他说：“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1]（《诗的格律》）这一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新诗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主张在研究《诗经》时，不但“求真”，“要用‘诗经时代’的眼光读《诗经》”；而且同时还要“求美”，“要用‘诗’的眼光读《诗经》”[1]（《匡斋尺牍》），即要注意到体悟它的抒情特质，研究其语言技巧并进行艺术的审美鉴赏。他对《周南·芣苡》的解说就是“求真求美”的最好体现。他先从神话学的角度考察：传说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所以夏人姓姒。薏苡即芣苡，而芣苡与胚胎同声亦同义，是双关隐语，其结子甚多即象征后代繁盛。继而从生物学和原始崇拜观念出发，指出原始女性生子的欲望非常强烈，而采集芣苡就是祈祷着能多多生子，这是“性本能的演出”，是一种生命本能的体现。再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女人是在为种族的传递并蕃衍生机的功能上而存在着的”，在“环境的包围”下，集团意志主宰着个人意志，“逼出一种常态的母性意识来”，其意义是“何等严重与神圣”，现代人是难以领会的。然后又从音韵学角度，释“薄言”为“快快的”；并对全诗拟出了两种古音读法，帮助读者去体会全诗的节奏，感受那种急迫的韵律所体现的歌者的强烈愿望。最后则是以艺术的笔法、形象而优美的语言对全诗进行复述和描画，将人们带入了一片既美妙而又有点神秘的境界之中：“现在请你再把诗读一遍，抓紧那节奏，然后合上眼睛，揣摩那是一个夏天，芣苡都结子了，满山谷是采芣苡的妇女，满山谷响着歌声。这边人群中有一个新嫁的少妇，正撚那希望的玑珠出神，羞涩忽然潮上她的靥辅，一个巧笑，急忙地把它揣在怀里了，然后她的手只是机械似的替她摘，替她往怀里装，她的喉咙只随着大家的歌声啭着歌声——一片不知名的欣慰，没遮拦的狂欢。不过，那边山坳里，你瞧，还有一个伛偻的背影。她许是一个中年的硗确的女性。她在寻求一粒真实的新生的种子，一个祯祥，她在给她的命运寻求救星，因为她急于要取得母的资格以稳固她的妻的地位。在那每一掇一捋之间，她用尽了全副的腕力和精诚，她的歌声也便在那掇捋两字上，用力的响应着两个顿挫，仿佛这样便可以帮助她摘来一颗真正灵验的种子。……她听见山前那群少妇歌声，像那回在梦中听到的天乐一般，美丽而辽远。”[1]（《匡斋尺牍》）闻一多把诗意考据与诗情欣赏如此完美地结合起来，再现了上古社会那一幕逼真的风俗画面，既让人看到那时的社会形态，了解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心理状态；同时又获得了艺术的审美体验。而且，它还起一种示范性作用，导引人们如何去解诗说诗，怎样求真求美。
一般说来，学术研究运用的是逻辑思维，文学艺术的创作则运用形象思维，而文学欣赏更要依赖于富于创造力的想象。闻一多在创作新诗的时候就主张以美为艺术的核心，当他转向古典诗歌的研究时，不但强调要真切地了解文字上的含义，而且总希望能从整体上去把握全诗的意旨并发现诗之美。这就使他与单纯的考据学派划清了界限而走向了审美阐释的道路。将客观分析和艺术感受巧妙地统一起来，这也是闻一多学术研究的特点和优点。比如在解说《豳风·狼跋》时，他一方面“小心的客观的搜罗证据”，一方面又“把《诗经》当作‘臆象的戏院’”，展开充分的想象，进而得出“一种有趣味的假设”；全诗虽是歌颂“公孙”，但作者可能就是这位公孙的妻子，所以将他比喻成一只肥大的狼，体胖而心广，赞美之中兼有善意的嘲弄，所以整首诗的氛围是幽默的，像是一幅漫画。[1]（《匡斋尺牍》）如果仅仅从文字上去简单地进行推论而不借助想象，是很难体会到全诗的情意韵味的。
闻一多是诗人，又是画家，他在进行学术研究时，经常以“图画代解说”（如《风诗类钞·序例提纲》）。而更重要的是，他是以文字来描画，将文字符号变成生动的形象呈露在读者眼前，导引他们在美的世界遨游。郭沫若评价闻一多说：“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1]（《闻一多全集·郭沫若序》）这并非溢美之词；而且我们还要加上一句，闻一多学术研究不但求真而且求美的追求，也堪称后世的楷模。
[1] 闻一多全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 陈凝.闻一多传[M].上海：民享出版社，.
[3]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 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 闻一多.卷耳[N].天津大公报，—9—15.
[6] 胡适.谈谈诗经[A].顾颉刚.古史辨[C].上海古籍出版社，.
[7] 朱自清.诗集导言[A].中国新文学大系[Z].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讨论中国新诗发展时，中国新诗近百年之变与中国诗歌几千年之常的关系是一个关键话题。中国新诗应当中国，应当有民族的身份认同，对民族传统的几千年之常的批判继承就是涉及新诗兴衰的问题。拒绝这个“常”，新诗就会在中国大地上备感寂寞，甚至枯萎。从这个角度可以找到观察闻一多的新话题。
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第十四章《现代的诗圣与诗仙》一节中对闻一多给予高度评价。这位学者认为，闻一多和徐志摩“是中国现代诗坛两个巨峰”。他写道：“闻一多的笃实恳挚，紧紧抓住中国的土壤，使人想起诗圣杜甫。”[1]
此论不虚。
和杜甫一样，闻一多怀抱祖国，热爱草根，珍视传统，是朱自清称赞的“唯一的爱国诗人”。“致君尧舜上”的杜甫，“心里有尧舜的心”的闻一多，两位诗人真挚的爱国之情，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又是何等相似。
和杜甫一样，闻一多也具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古风。唐诗的成熟是以律诗的确立与完成为标志的，而杜甫律诗杰出的艺术成就，是唐诗成熟的一个标志。闻一多同样为新诗建立了新的艺术规范和美学标准，他的现代格律诗的理论与实践为新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局面。闻一多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标志着新诗由初创期转入成熟期的重要诗人。
可以说，闻一多和杜甫是相隔千年的同道知音。
一、人格：从前人到今人
闻一多直接从老杜的人格吸取了丰富养分。在唐诗研究领域，闻一多成就十分突出，他从“诗唐”来言说“唐诗”，但他着力最多的、最为重视的则是杜甫。
闻一多评价杜甫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绚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2]74。上下千年伟大的文人墨客不胜枚举，闻一多唯独与杜甫惺惺相惜。
闻一多认为诗人是有等级的，而杜甫应该是一等，因为他的诗博、大。李、杜的优劣固不能有所轩轾，但闻一多还是做出了他自己的价值判断：“李白有他的天才，没有他的人格。”[2]75杜甫人格的伟大在于他能够关心民生，为民请命，借诗来忧国忧民。“他的笔触到广大的社会与人群，他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同其欢乐，同其悲苦，他为社会与人群而振呼。”[3]
同杜甫一样，闻一多也非常重视诗的社会价值。“诗是社会的产物。如若不是于社会有用的工具，社会是不要它的。”[3]“艺术是改造社会的急务。”[3]14诗歌就应该担负起社会责任来，抢救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关怀正在受苦受难的民众。正如他的生前好友朱自清所说：“他在过去的诗人中最敬爱杜甫，就因为杜诗的政治性和社会性最浓厚。”[4]
闻一多和杜甫有着相同的爱国忧民之情是与他们的成长经历、个性以及所处时代密切相关的。杜甫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家世足以使他自豪。在先人中，他最喜欢夸耀的是政事、武功、学术震耀一时的儒将杜预和著名诗人杜审言。他们都是儒家的理想人物。其他的家族成员中也不乏贤才和孝子。杜甫继承了“奉儒守官”的家族传统，终其一生都以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目标和理想，儒家思想造就了他爱国忠君、忧国忧民的人格。加之自幼饱读诗书，他不仅早慧而且早熟。在书斋里，“他沿路看到的都是圣贤、豪杰、忠臣、孝子、骚人、逸士———都是魁梧奇伟、温馨凄艳的灵魂”[2]75。在现实中，他有崇高的理想和宏大的志向以及为此而奋斗的强烈信心。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杜甫写道：“甫昔少年时，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以想见诗人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睥睨一切的傲气。杜甫一生坎坷，严酷的社会现实粉碎了他的美梦，他不仅没能受到统治者的重用，做到济世安邦，反而遭到了统治者的冷遇、打击和迫害，几乎性命不保，一生饱尝战乱之苦、流离之害，被迫寄人篱下。一个“奉儒守官，不坠素业”的贵族子弟居然也遭遇到了“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使得杜甫更能从屈辱中体会到底层人民的忧患。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对国家危亡的焦虑以及对人民的同情就有了更深广的内容。他推己及人地关爱民众苍生，直到年老依然“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面对国家危难，他毅然挺身而出，闻一多在《家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一文中对杜甫在天宝之乱时临危不惧的气节给予高度的赞扬：“几乎整个朝廷的文武百官，都为了保全身家性命，投降附逆了。一位‘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的诗人便算是了不得的忠臣，那时代忠的观念真教人齿冷!”[3]杜甫的举动和那些张皇失措、趋炎附势的大臣们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是一个精忠报国、死不我顾的爱国者形象了。这种“临危莫爱身”的赤子之心和心系民众的仁爱之情，都表现了杜甫的英雄气概和高尚人格。
闻一多的故乡是湖北浠水，是荆楚文化之地。在文学史上，这里产生了我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其忠君爱国的思想、信巫近鬼的浪漫风格，源远流长，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与伟人为邻便也潜移默化了闻一多。他称屈原为“人民的诗人”，对屈原的精神赞颂不已。
深厚的人文传统养育了闻氏家族，闻家祖上世代耕读。闻一多从小嗜书成癖，深受诗云子曰之熏陶。入清华后，又进一步读了不少古书。他一生都坚持研读中国古籍，对悠久的中华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情感。年，他在评郭沫若诗集《女神》的著名文章中，说“我要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还说“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3]。
热爱黎民，家国为上，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中国古代文人忧国忧民、以诗传言的责任感早就印在闻一多心里。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古训，早已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心中，铸造了他的民族精神。在五四时期，他说，每至古人忠义之事，“吕端大事不糊涂”；“三一八”惨案时他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中说：“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3]在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极端仇恨，他已身处险境之时，他凛然地对华罗庚说：“要斗争就会有人倒下去。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就会站起来!形势愈紧张，我愈应当把责任担当起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难道我们还不如古时候的文人……”[5]
闻一多以他的死完成了一首流传后世的优雅的诗，这与杜甫“临危莫爱身”的英雄气概一脉相传。
但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想的洗礼，闻一多的爱国意识大大超越了封建士大夫式的忠君爱国的杜甫。闻一多说：“爱祖国是情绪底事，爱文化是理智底事。”[3]所谓“情绪底事”可以用荣格“集体无意识”的理论来表述。杜甫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传统里一些最重要的品质，他爱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古代志士仁人经过几千年的心理积淀累积而成的。杜甫从出生开始便处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中，“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在儒家尊敬祖先的伦理准则下代代相传，坚不可摧。这些正统的说教深刻地影响了杜甫，使他从唯心主义天命观的角度出发，错误地认为“君王自神武”、“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从这种思想出发，在杜甫眼里，国家的兴衰系于皇帝一身，忠君与爱国就是一回事了。杜甫人格中最本质的东西来源于“集体无意识”中的儒家传统，由于时代的局限，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并没有经过自我意识的过滤和思考。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观念强调个体自由，尊重个体思维和体验。闻一多受到爱国民主思想的强烈影响，开始了新的觉醒。“理智底事”显然是经过闻一多自身体验和思考得出的结果，由中国文化的滋养而生发出来的民族自豪感足以使他理智而又真挚地爱国爱民。闻一多自小研读古籍，也接受了不少的儒家思想，处在新时代的他能够博古通今，贯通中西，在文化的长河里去粗取精，用辩证的眼光去认识事物。闻一多以时代的崭新眼光重新审视儒家。他写道：“儒家思想是奴隶社会的产物，然则中国士大夫的意识观念是什么，也就值得深长思之了!”[3]这和杜甫“兴衰看帝王”的思想不同，闻一多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特别是抗战中后期，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黑暗腐败，大片国土沦丧，千百万人民惨遭日寇屠杀蹂躏，使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深感愤怒。
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在新时代，绝对不能“君为上”，而是要“人民为上”。他说：现在是“人民的世纪———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3]。有着英雄气概的闻一多毅然走上民主斗士之路，用生命和民众一起争取民主与自由，这正是他理解的爱国精神，和千余年前杜甫的“忠君爱国”有着巨大差别。
二、格律：从古代到现代
在诗歌艺术规范方面，闻一多提倡诗是“做”出来的，他对中国现代格律诗的倡导，对新诗的由“破格”到“创格”的转折产生了重大影响。闻一多的“做”诗与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思飘云物动，律中惊鬼神”有异曲同工之妙。
杜甫的出现标志着古代诗歌写作技术化时代的到来。闻一多以诗人和文学史家的远见卓识，赞赏杜甫的艺术技巧和写作境界，敏锐地把握到了艺术的本质：“格律是艺术必须的条件。实在艺术自身便是格律。”[6]“律诗是中国诗独有的体裁”，“他是中国的诗底艺术底最高涨标。”[6]律诗的价值即在其格律，杜甫在格律方面比其他诗人倾注了更多的心血。杜诗“晚节渐于诗律细”可以看作是他“功夫长进的宣言”。正是对精缜的艺术的不懈追求，才让杜甫登上了唐代诗歌的顶峰。闻一多感叹道：“禽族里再没有比凤凰善鸣的，诗国里也没有比杜甫更会唱的。”[2]74
闻一多对新诗格律的探讨和提倡，源于对古典律诗所构成的传统诗歌的美学要件的赞赏。在新诗诞生十年后，面对只强调“白话”而不看重“诗”的时尚，他站了出来，指出这是诗歌的自杀行为。闻一多坚决反对新诗的“绝对自由”说，是很有见地的。他提倡“做”诗，反对郭沫若们主张“自然流露”的“写”诗。“做”，就是“游戏规则”。只有遵循“游戏规则”，诗才成其为诗，才能与其他文体相区分。凡“游戏”皆有“规则”，凡艺术皆有“约束”。“游戏规则”带来“约束”，但也带来创造的巨大空间。优秀的艺术家正是在克服、驾驭这“约束”里显示才华的，尤其是诗。其他文体是以内容为基础的艺术，而诗是以形式为基础的艺术。对诗来说，形式即内容。“绝端自由”就是取消形式，取消形式就是取消内容。获得抛弃“游戏规则”的自由，也就获得了消灭诗歌的自由。闻一多有一个很著名的“戴着脚镣跳舞”的比喻：“越是有魄力的作品，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到格律的束缚。”[3]千余年前的杜甫，对七律的运用就已达到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了，如《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是大历二年秋杜甫在夔州所写，杨伦《杜诗镜铨》赞此诗为“杜集七言诗第一”。胡应麟《诗薮》也评此诗为“旷代之作”，“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皆古今人必不敢道，决不能道者”。四联都对仗工稳，在形式上更是严整精致。
闻一多也实践了他自己的诗歌理论，他的《死水》便是他在音节上最满意的试验。如第一节：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死水》全诗共五节，都同第一节一样，每节四行，每行都用三个二字尺、一个三字尺构成，每行九字，起头收尾都是双音尺。这种形式上的严格、整齐的句法“不但于音节没有妨碍，而且可以促成音节的调和”[3]，读来铿锵悦耳。闻一多的《发现》、《一句话》、《洗衣歌》、《太阳吟》、《祈祷》、《也许》等名篇，无一不是格律严整、音韵谐和的佳制。格律变为了诗歌表现的利器。现代格律诗比毫不修饰的“裸体美人”更美、更诗。难怪闻一多写诗并不多，却可以在诗坛掀起一股新诗寻求新路的风暴。
闻一多非常重视诗歌创作的独创性。他欣赏叶梦得《石林诗话》里的那段话：“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形迹捕。”[7]杜甫律诗从形式到内容都在初唐、盛唐律诗发展的基础上开辟了新的天地。他在遵守律诗的声律即平仄相对相粘之规律的同时又加入了双声叠韵的运用，使他的律诗更为细密讲究，神明变化；在初、盛唐时期，五七言有一个约定俗成的题材范围，七律的题材是最狭窄的，杜甫的创作打破了这种风气，扩大了律诗的题材内容。
闻一多是使新诗从“破格”到“创格”的第一人，他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新诗建构的可行性原则，即，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三美”理论。他多次讲，“三美”理论中，他的真正贡献是建筑美。他继承了杜甫等的律诗精华，但是从现代社会的复杂和现代人的心灵世界的广阔和精微，提出了突破古代格律诗只有一种格式的传统，认为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式，而新诗的格式是层出不穷的。古代律诗的格律和内容无关，新诗的格式却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古代律诗的格式是前人既定的，而新诗的格式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匠来随时构造。这就是闻一多!他既继承杜甫，他又反叛杜甫。他的富有时代创新的理论，给业已中衰的新诗输入了新鲜的血液，扩大了新诗的艺术道路，丰富了新诗的艺术表现力，使新诗踏上了“创格”之路。
三、新诗的路向：从“破格”到“创格”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起源，也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中心。诗教，是宗教意识淡薄的中国人的类宗教。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中国文学是富有诗美特征的文学，诗对各体文学保持了强大的辐射和渗透力。诗魂，是一切文体的中国作家的寻求。“如诗”，是对一切文体的中国文学作品最高的赞誉。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写道：“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维系封建精神的是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支持了那个封建时代的文化。”[6]从“诗三百”的时代起我们的文化大体就定型了，文化定型，文学也就定型了。此后的两千多年间，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王冠上的珍珠。
现代文学在新旧之争、人我之分、中西之辩中逐步站稳脚跟，叙事文学逐渐走向中心，但诗美仍然普遍存在，诗魂仍然是作家最高的审美理想和语言理想，诗的建设仍然牵动着整个文学的建设。
怎么建设？闻一多从古代的杜甫那里得到不少有益的启发，他以文学进化论的观点阐述唐诗的发展历程说：“两汉时期文人有良心而没有文学，魏晋六朝时期则有文学而没有良心，盛唐时期可说是文学与良心兼备，杜甫便是代表，他的伟大也在这里。”[8]
他推崇杜甫，首先因为，杜甫吸取了前代包括六朝以来的文学精华。杜甫将《诗经》、《楚辞》视作诗歌的最高典范，但他绝没有因此轻视后代文学。《偶题》说：“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对浮靡的南朝诗歌没有轻视，杜甫反复强调重视诗律，就说明杜甫对南朝诗人在丽辞和声律方面的艺术探索是高度肯定的；杜甫的诗歌中也流露出对南朝诗人的推崇，如《戏为六绝句》之一：“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春日忆李白》：“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遣怀》：“不复见颜鲍。”当然他也对南朝文学的萎靡不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戏为六绝句》之五说：“恐与齐梁作后尘。”他广泛地借鉴了文学遗产中的精华，又删汰了文学遗产中的糟粕，他对文学遗产继承又批判的态度正是他成为“集大成者”的原因之一。
闻一多推崇杜甫，其次是因为杜甫恢复了两汉文人关心生民哀乐的良心，符合了当时人民的审美需要和文学的美学标准。唐代是诗与生活关系最紧密的一个时期，诗歌美学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庙堂到市井，从童子到老妪，无人不浸染几分诗意的色彩，可以说唐人的诗也是生活化了的。而六朝及初唐百年间诗学的话语权是由宫廷诗人控制的，李白和杜甫的出现才彻底改变了这个局面。李白和杜甫拒绝“词臣”卑微的角色，一改曲意逢迎的宫廷词臣作派，而直面国家的灾难和普通人的情感。特别是杜甫充满人文关怀的篇章把笔触放到了底层民众的身上，着意于日常生活里的人和物，并在诗中运用口语俗字。如《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见萤火》“却绕井栏添个个”，经过杜甫的锻炼选择，这既是活泼生动的民间口语，也是优美精炼的诗家语。杜甫在保持民间特色的同时也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戏为六绝句》之六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种文学思想使杜甫既能虚心地师承他人，又能创新求变，建立自己的艺术规范和美学标准。
闻一多从杜甫那里取来不少有现代意义的理念。梁实秋说闻一多是个“民族气息极为浓烈的人”。闻一多曾说：“我要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我要做新诗但是中国的新诗，我并不想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6]早在80多年前他就意识到了域外诗歌经验本土化和传统诗歌经验现代化的重要性。我们不得不对闻一多的艺术眼光感到钦佩。新诗是对旧体诗进行爆破的产儿。但是，爆破之后必有建设。闻一多对新诗“创格”的总构想是这样的：“我总以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它不是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特色，它不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的吸收西洋诗的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6]这是闻一多相当重要的意见。如何保存诗歌的本地特色呢？在《律诗的研究》中，他指出：“为郭君(郭沫若)计，当细读律诗，取其不见于西诗中之原质，即中国艺术之特质，以镕入其作品中，然后吾必其结果必更大有可观者。”[6]律诗是中国诗歌独有的体裁，能代表中国艺术的特质。唐诗、宋词、元曲这古诗三大高峰都是格律诗的高潮，他们铸造了中华民族对诗歌特有的审美积淀、审美期待和审美理想。在中国，绝大部分是格律诗读者，闻一多对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心理结构的合理继承：如，含蓄、隐秀及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等民族审美方式，既照顾了民族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又为新诗美学开辟了广阔的审美天地，是适应中国社会和民族的审美需要的。
与杜甫一样，闻一多在继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看到了本土文化中不可避免的糟粕，深刻地意识到了“本土形式的花开到极盛，必归于衰谢”[6]的现实。新诗必然要吸收西洋诗的长处，闻一多就在这方面做过有益的尝试。中国五、七言诗，每行停顿的数目是固定的。古代汉语单音节的词占优势而现代汉语中双音节和多音节的词大量增加，用固定字数的办法来建立诗行就不一定合适。闻一多参照英国诗中音步的理论，指出汉语诗中的每一个诗行可以划分为若干音尺，音尺的数目要大体一致或进行有规律的变化，以形成诗行的节奏感。这样，新诗在音节上就有均齐调和的特色。新诗现在虽然有了长足的进展，但闻一多那个时代新诗显露的弊病和面临的危机仍十分相似地出现于今天。
闻一多的眼光很广阔。他说：“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只有各国的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同时又贯之以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然后并而观之，各种色料虽互相差异，却又互相调和，这便正符那条艺术的金科玉律‘变异中之一律’了。”[6]
如果说杜甫将中国古代诗学推向纵深，那么闻一多则把中国现代诗学推向纵深。闻一多是站在古今中外交叉的十字路口上的学者，精通古典，创造现代，怀抱中国，面向世界。他的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知识网络是千年前的杜甫望尘莫及的，当然我们也不应该离开时代语境去要求杜甫，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这是铁的规律。
研究闻一多这位新诗史上的杜甫，不但对于我们加深理解闻一多的新诗源头有用，也对我们今天思考新诗如何在千年之常的基础上求得健康之变有益。
参考文献：
[1]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M]·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
[2]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6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3]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2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4]季镇淮·闻一多研究40年[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2·
[5]赵慧·回忆闻一多[M]·武汉：武汉出版社，：54·
[6]闻一多·闻一多选集：第1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7]何文焕，辑·历代诗话[G]，北京：中华书局，：·
[8]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茄吹弦诵传薪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是中国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诞辰一百周年；而这一年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八十周年。历史将这两个纪念日排列在一起有些偶然，但是如果能够通过闻一多在“五四时代”的经历来剖析与认识“五四青年”的心路与情感，不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吗。
一
一九一九年一月中旬，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阵营代表在巴黎召开战后和平会议，以战胜国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顺理成章地在会上提出了收回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中丧失的主权，而取消“二十一条”、收回被德国攫取的山东之一切权益，更是中国代表争取的重点。然而，由于英法意一九一七年初与日本达成秘密谅解协议曾答应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一切权益，由于日本坚持认为一九一八年其与段祺瑞政府进行的关于山东问题换文时中国曾表示“欣然同意”，由于美国担心日本不参加国际联盟而不惜牺牲了中国的利益，和会最终于四月三十日拒绝了中国代表的正当要求。五月一日早晨，英国外相白尔福正式口头通知中国代表，声称英法美三国首脑会议业已决定承认参战国日本对青岛的占领，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益全部转让与日本。
这一消息传回国内，犹如晴空霹雳。社会沸腾了，人民愤怒了，五月三日北大三院的自发性集会上，激昂、悲壮的青年学生决定次日在天安门前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四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北京大学、北京高师、中国大学等十三所大专学校三千余学生走上街头，“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第一次明确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联系了起来。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受阻，愤怒的人流遂转赴东城赵家楼，火烧了主张在和约上签字的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宅第，痛殴了驻日公使章宗祥。
人们的怨恨不难理解。曾几何时，谁不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条和平条件交口称赞[1]，谁不对“公理战胜强权”充满憧憬。至于青年学生，不更是带着战胜国的自豪感，期待着维护国家主权的愿望在巴黎和会上得以实现吗。然而，这一切都失落了，于是强烈的反差撞击了青年人的心灵，顿然迸发起他们的爱国激情。
这种现象在闻一多身上也有所反映。一九一七年，北洋政府向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正式宣战，不久，胶州湾收复，青岛德国守军被缴械，其中部分军官关押在后来成为燕京大学的清华园正西一带。这情景使闻一多所在的清华学校学生们兴奋异常，大家纷纷去关押德军的地方窥视，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历史上所蒙受的欺凌可以从此逐步摆脱，因而产生了参战报国的念头。众所周知，由于日本与美国各怀企图，对于中国的参战形式各执己见，使中国未能派出一兵一卒，仅是向欧洲协约国提供原料物资、向欧洲战场派遣过数批华工。当时，英国在北京等地招收华工译员，这便为在清华学校一九二一级读书的闻一多及其朋友提供了参战报国的契机。据吴泽霖回忆：他们曾秘密地参加了译员招考，其中第一批刘沛漳、张邦永两人顺利出国，第二批吴泽霖、钱宗堡、方来、葛鼎祥四人也抵达威海卫候船赴欧，而闻一多则是第三批译员的组织者。但是，事情这时泄露了，学校立即派人赶至威海卫，把吴泽霖等强行带回，自然闻一多的组织工作未及开始也就中止了。事后，管理学生的斋务处开除刘沛漳、张邦永学籍的同时，还要给吴泽霖等以记大过。按理说，同属筹划者的闻一多要想避免处分，唯有闭口不语。可是，他非旦没有沉默，反而理直气壮地为吴泽霖等辩护道：“爱国无罪！”，“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他们一起去斋务处抗争，并威胁说要向清华董事会申诉，经过努力，终于争取到从轻发落。这件事给吴泽霖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我们对一多的‘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这句话都认为义正词严、铿锵有力、极为精辟，在班上也就传开了。后来五四运动中，很多清华同学在游行、宣传和同军警对抗时，手持的小旗上所写的，呼口号时所喊的，还经常是这句话。”[2]
由于材料所限，我们无法知道当时闻一多赴欧的决心究竟有多大，并且也很难仅从报考译员这件事去判断闻一多对待中国参战的态度。不过，当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北京城都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时候，闻一多的心态却与众不同。十四日这天，畿辅学界一万五千余人在天安门集会庆祝，是夜清华学生亦至海淀镇提灯游行。依理而言，闻一多应该与大家一样兴高采烈，可是事实是他不仅没有游行，反于当夜写下具有反省意识的《提灯会》一诗。诗中用“奋格累四载，虚糜巨万赀”、“狂虏倍猖獗，血肉为儿嬉”描写了战争的残忍；用“欢声震欧陆，普天毕颔颐，共言销兵甲，升平始今兹”表现对和平的向往；用“豺狼本同类，猜意肇残胔，失性沸相噬，绝脰决肝脾”对战争进行谴责；用“田禾灼涂炭，中藏老农尸，饿鸱唤不醒，饱餐还哺儿”控诉战争对中国社会的摧残。为此，自己才“吉金铿尘圜，我听思斗鉟，华灯耿黑树，我睹疑磷燨”，才“思此肝腑袭，仰天泪淋漓”，恨不能“何当效春雷，高鸣振聋痴”。[3]
闻一多在五四运动前的这些思想活动，虽然属于个体行为，但在当时的青年人中却不乏典型性。换句话说，人们正是因为企图通过参战来改变国家虚弱地位的幻想过于浓厚，方对巴黎和会产生了过高的期望；也正是因为这种期望值过高，所以当它崩溃时而导致的社会震荡才尤为强烈。
清华学校地处郊区，同学们都没参加五月三日的北大三院集会和五月四日的示威游行，上述情况及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等，均为四日傍晚进城办事的同学返校后（这天是星期天）才带回来的。血气方刚的闻一多听到这些消息后，一时竟不知怎样才能抒发悲怆的感情，于是借用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爱国名篇《满江红》来表达难以压抑的愤怒。[4]
清华园的沸腾是从五月五日开始的。当时，清华学生还没有校一级的自治组织，故由高、中两科科长、各级级长及各社团领袖，共同商讨开展爱国运动的办法。闻一多是新剧社副社长，同时还担任着高等科二年级（即一九二一级）的中文书记与《清华学报》的编辑等职务，所以参加了这次五十七人的会议。会上，他担任临时书记，与罗隆基共同记录和整理出《清华学生代表团开会记录》──清华学校在五四运动中的第一个历史文件。
由于这份文献，我们得以知道五十七人会议是由高等科科长乔万选、中等科科长王国华、高三级级长徐笃恭、高二级级长薛祖康、高一级级长李钟美、孔教会会长孔令□、青年会会长陆梅僧共同召集的。会上，组织了临时性的领导机构“清华学生代表团”，并决定把工作分为“对外”与“对内”两个部分。其中对外工作有六项：“（一）派代表赴京调查北京情形；（二）一切进行与他校取一致行动；（三）要求国会弹劾章陆诸贼；（四）通电巴黎专使请缓签字；（五）通电巴黎和平会议请维持公道；（六）要求总统对于山东青岛问题取坚决手段”。对内工作为五项：“（七）本晚开全体学生大会；（八）《周刊》加发号外，并有滑稽画；（九）本校各种出版物加‘勿忘国耻’等字样；（十）不用日货；（十一）通俗演讲及传单”。由于这份文献，我们又得以知道罗发祖、陈长桐、罗隆基、孔令□、陆梅僧五人被推为代表，入城与各校取得联系；接着清华又相继派陈复光、何浩若、黄钰生、潘钟文、姚永励五人入城增援。与此同时，留校代表团得知下午二时城内有校长会议，即往谒校长，力请与会。此外，还派刘驭万、沈克非与海甸镇的商界联系，以争取其为后盾；同时还决定举行通俗演讲，分散传单，鼓吹爱国情绪。由于这份文献，我们还得以知道当晚七时半，全校学生在体育馆前召开大会，主席陈长桐报告北京城内四日的情形，复与孔令□、罗发祖分别报告当日调查情形，徐笃恭也报告了学生代表团这天的工作情况。大会后，学生代表团继续开会，决定了简章三条，选举了团长、副团长、书记、会计、干事等，商量了募款办法。闻一多这天十分忙碌，晚间，清华学生代表团选举各职员，他与潘光旦、段茂澜、周兹绪当选为中文书记；讨论募捐时，他代表“新剧社认捐五十元，并允暂时垫出现需款项”。[5]
五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清华为其一员。七日，北洋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各学生，但禁止各校原定在天安门举行的“国耻纪念会”。这天，无法入城的清华学生召开全体大会，成立起学校运动的正式领导机构──清华学生代表团。代表团的工作仍分“对外”与“对内”两个部分，前者“属于爱国运动”，后者则为“罢课期间的学校秩序底维持”。[6]七日这天，清华学生代表团还通过了组织大纲，决定代表团下设秘书、外务两部，闻一多任职于负责校内工作的秘书部，至于纠察、会计、干事、推行、编辑五部，则是后来增设的。[7]
五月九日是“国耻纪念日”。四年前的这一天，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使“五九”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柱。四年后的这天，同学们“激于五四之事，尤觉创巨痛深”[8]，于是全校学生齐集体育馆前举行“国耻纪念会”。大会由陈长桐致开会词，乔万选与康德馨演说，姚永励讲青岛痛史，潘钟文读二十一条。遂之，大会决议通电巴黎，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继之，大家向国旗行鞠躬礼，并庄严宣誓：“口血未干，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宣誓后，闻一多以学生代表团秘书部中文书记身份登上主席台，向全校同学报告清华学生代表团的组织情况。这个报告本身属于通报性质，并不怎么重要，但值得注意的是：一，这是闻一多在五四运动中首次在全校大会上露面；二，说明他在秘书部中的地位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继闻一多报告后，秘书部英文书记沈克非宣读了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史从巴黎发出之专电。[9]大会结束后，同学们齐集大操场焚毁日货，“不特同学国日常需用之旧物，即本校售品所以前批购之日货亦同付一炬”。[10]
二
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历来就是新生政治家的摇篮，许多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后来亦成为中国政坛上的活跃人物。不过，闻一多虽然在这潮流里当然也”大露头角”，“却不是公开的领袖”。梁实秋说，清华最初的学生领袖是当年即将毕业留美的陈长桐，继之者是与闻一多同级的罗隆基，至于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11]梁实秋所言甚确，闻一多的爱国激情往往不是表现在外形上，而是更深刻地埋藏在内心中和凝结在行动上。这从五月十七日他给父母亲的一封长信中就表现的格外鲜明，鉴于这封信对了解当时一般青年的思想认识亦很有帮助，故有必要做略做摘录。闻一多在信中先介绍了些一般情况，说：
殴国贼时，清华不在内，三十二人被捕后，始加入北京学界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此事目的达到后，各校仍逐日讨论进行，各省团体来电响应者纷纷不绝，目下声势甚盛。但傅总长、蔡校长之去亦颇受影响[12]。现每日有游行演讲，有救国日刊，各举动积极进行，但取不越轨范以外，以稳健二字为宗旨。此次北京二十七校中，大学虽为首领，而一切进行之完密敏捷，终推清华。
接着，他便带着一股火气写到：
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瞢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所以北京学界为全国所景仰，不亦宜乎？清华作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习练使然也。现校内办事机关曰学生代表团，分外务、推行、秘书、会计、干事、纠察六部。现定代表团暑假留校办事。男与八哥均在秘书部[13]，而男责任尤生，万难分身。[14]
所谓“万难分身”，是指不能回乡省亲。当时，闻一多接连接到闻家骥、闻家騄两位哥哥来信，说父亲希望他回乡度假。闻一多的家乡在湖北省长江下游的浠水县之巴河镇，巴河虽说是湖北东部的一个重要水陆码头，但离武汉也约有半日水路。封闭在乡下的父亲无法了解北京的真相，出于对爱子的担心，要求他暑假返乡。闻一多自一九一二年冬进入清华以来，每年暑假都回乡省亲，因在家要度过两个多月，故将自己的书房名之为“二月庐”，而在这里写成的文章亦冠以《二月庐漫记》之名。然而，对于父亲的这次催促，他却没有答应。他说：虽然一年没有回乡省亲了，远客思家，人之情也，可是“今年不幸有国家大事，责任所在，势有难逃，不得已也”。接着，他说：
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忠孝二途，本非相悖，尽忠即所以尽孝也。且男在校中，颇称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男昧于世故人情，不善与俗人交接，独知读书，每至古人忠义之事，辄为神往，尝自诩吕端大事不糊涂，不在此乎？或者人以为男在此议论为大言空谈，如俗语曰“不落实”，或则曰“狂妄”，此诚不然。今日无人作爱国之事，亦无人出爱国之言，相习成风，至不知爱国为何物，有人稍言爱国，必私相惊异，以为不落实与狂妄，岂不可悲！此番议论，原为驷弟发。感于日寇欺忤中国，愤懑填膺，不觉累牍。驷弟年少，当知二十世纪少年当有二十世纪人之思想，即爱国思想也。[15]
家信最容易流露真挚的感情，闻一多在信中围绕回乡还是留校、尽孝还是尽忠所坦露出的情怀，可以说是五四青年最突出的时代特征。二十五年后闻一多依然说：“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16]这句话，真是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五四青年的感情世界。
闻一多在清华学生代表团秘书部的工作没有留下记载，但他撰写的《清华学生代表团祭徐君曰哲文》，则从侧面反映出他这一时期的工作。顾名思义，这篇祭文是代表清华学生代表团撰写的祭典徐曰哲同学之文。徐曰哲是清华高等科一年级学生，五月十六日参加清华通俗讲演团到北京城内演讲，途中感染风寒，返校即卧病不起，至二十二日竟被病魔夺去生命。徐哲文是清华学校在五四运动中的第一位捐躯者，闻一多在祭文中生动地将他逝世的意义与坚持爱国运动结合了起来。祭文云：
萃群袄于九区兮，莫赤匪狐；启层关以揖盗兮，瓜我版图；目负豕于道路兮，敦敢诣而张弧；徐君哀彼啜醨兮，距六衢以疾呼。君之居兮病在身，君之行兮不戚以嚬，君朝出兮莫来归。搴两旗兮风幡，宛言笑兮在耳，胡一夕兮已陈？念鲁难之未艾兮，何以慰兹忠魂？指九天以为正兮，誓三户以亡秦？谨陈辞而荐醴兮，魂来享其无慬！[17]
这个时期，闻一多还翻译了英人莫尔斯（HoseaB.Morse）的《台湾一月记》。这篇译文不很长，却为闻一多投身五四运动添加了一个极好的注脚。译文记述说：一八九四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次年四月十二日，中日马关条约签定，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及澎湖诸岛割让给日本。日俄战争后，日军掉头南下，准备接管台湾。台湾民众群情激奋，遂成立台湾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然清政府钦差李晋芳赴台湾完成交割后，便率诸官吏离开了宝岛。此后，日本政府开始军事行动，台湾民众为了保卫家园奋起反抗，但未久义军自顾不暇，不是自乱便是战败。该文作者是在台湾做茶叶生意的商人，他将自己目睹与耳闻记录了下来，而这些记录所反应的情绪，又为五四反帝爱国斗争提供了史录性质的材料，这大概就是闻一多之所以翻译此文的动机吧。通过译文，人们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日人称克台时，战不烈，输械来降者千余人，各炮台营垒抗御亦不力。”“总督有母，年迈，请离岛，许之。将行，传行李中藏宝货，遂击溃其扈从，包解，罄其藏。”通过译文，人们看到了台湾人民对清政府的忿懑：“居民知台湾不列和议，佥大恚，以为见弃于朝廷，群疑腾沸，发怒如水火，誓死力拒。告诸吏，不得携眷离岛，又悉发其素所攫取于民之财货，或日人之贿赂，及军械于民间，以资取用。”通过译文，人们看到了台湾人民的奋起反抗：“乃有应募之广东兵二千五百人，挟军火至台湾求战，以是知李鸿章所定和策之不满意于人也”。可见，闻一多是借托莫尔斯的文章倾诉那个时代的青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慨和对中国封建统治集团的不满，其爱国主义情怀跃然纸上。
闻一多在整个运动期间主要从事的是校内工作，他自己也说“一直在学校里管文件，没有到城里参加演讲，除了一次是特殊的之外”。[18]关于这次“特殊”，闻一多没有直接讲明，但王康在《闻一多传》则认为所谓的“特殊”就是六月四日闻一多率领一百六十余同学入城讲演、慰问。众所周知，五月下旬北洋政府为了配合在巴黎和会上的“无条件签字”，接连下令镇压爱国运动。北京步军统领李长泰因镇压不力被免职，其职由素有“屠夫”之称的王怀庆署理。二十五日，总统徐世昌下令禁止集会、游行、演说和散布传单，凡不服从者以法逮捕。六月三日，北洋军警大肆拘捕在街头讲演的学生，这天“北京学生被挽留在北大理法二科的约有千人，就中清华学生有一百三十余人”。[19]然而，压迫越厉害反抗越强烈。六月四日，北京学生不畏强暴继续上街宣讲，王康书中称闻一多就是这天率队步行入城的，该书还说闻一多等人进城后除了讲演宣传，还到警察局抗议，要求释放被捕同学，遭到拒绝后他们便表示陪同被捕同学坐牢，“只是由于在押同学的再三反对，要他和其他代表赶快回校，继续担起领导运动的任务，这才离去”。[20]王康的说法目前还没有其他材料可以旁证，但此话并非没有道理。闻一多曾画过几幅反映这时期的速写，其中一幅为一位青年在天安门讲演，周围有群众围听，这可以说是当时感受的真实写照。另外，王康还是闻一多的亲戚，并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双方往来密切，故他很有可能了解一些内幕情况。[21]
这年暑假，闻一多没有返乡，而是留在学校坚持运动。为了便于工作，留校同学成立了“清华暑期学生代表团”，闻一多是成员之一。他留校的任务本是筹备编演新剧[22]，没想到却被派往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大会工作。
六三运动后，全国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上海，六月十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随即进入常会，讨论坚持运动的办法。清华学生对这次大会十分重视，先派罗发祖作为清华代表出席成立大会，继派闻一多和罗隆基、钱宗堡、陆梅僧四人参加讨论研究具体办法的常会。据六月二十七日上海《申报》的《京华短简》，闻一多等人至少于六月二十六日已到达上海。
在上海，闻一多的工作仍然是以文字为主，从他的家信中，我们得知他始终在编辑学联“日刊”。那段时间，闻一多正患有严重的牙病，有四五天吃不下饭，只能把面包泡在牛奶中充饥。七月二十四日，全国学联会长段锡朋得人赞助即将出洋，学联设宴饯别，席间“肴核罗列”，但闻一多“仅能茹其浆而已”。[23]
时，在上海读书的二哥闻家骢约他一起回湖北老家，但他想到鼓吹爱国运动的学联“日刊仍继续出版”，自己“责任所在，义不容辞”，故未能同行。
全国学联的执行机构是评议会，清华代表被选为评议员者是罗隆基、陆梅僧两人，闻一多不是评议员，故尽管参与了许多日常性工作，在新闻消息上却很少见到他的名字。所幸的是，欢送段锡朋的那天，学联代表在永安公司楼顶合影，这才为闻一多在五四运动中留下了迄今为止的唯一写真。这次合影共三幅，一幅为康白情、瞿世英、周炳琳、屈武、盛世才等；一幅为闻一多、罗隆基、陆梅僧、黄日葵、潘公展等；一幅为徐屏南、水楠、吴震寰等。[24]
闻一多没想到被派往上海参加全国学联大会，更没想到的是能在会中见到孙中山先生。八月五日，孙中山在全国学联闭幕式上做讲演，认为“学界此次举动，差强人意”，“故望学生能力图统一，以促进人民之团结，知有国家而牺牲个人”。[25]这些话对闻一多产生过哪些影响不得而知，但从二十五年后的回忆还特别提到“到上海听过孙中山先生的演讲”[26]，这件事证明聆听孙中山演讲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全国学联大会期间，闻一多除了编辑《日刊》外，参与最重要的事莫过于与清华诸代表共同提出《统一建筑会所办法案》。勿庸讳言，议论多决策少大概是青年人的通病，学联大会会期虽然长却成效并不大，闻一多认为“自会务开幕以来，所称成绩者数纸文电而已”，既“从未有伟大之建议”，也缺乏“根本之维持”。为此，清华诸代表建议为学联建筑一永久性的办公场所，以便长期联络，为此“穷日夜废寝馈，以从事于斯者，不计日矣”。闻一多认为“履行此议，首重醵款”，但“此非易事，必得一般学生辍学一载，游行国内，演讲劝募，乃可望奏功”。同时，闻一多认为自己即列清华五提议人之一，便“责有难逃”，但“此事诚千载一时矣”，故计划“辍学一年”以促成之。[27]
七月二十九日，清华代表团提出的《统一建筑会所办法案》在学联评议会上获得通过，并决定当年先由北京、上海两地开始，次年天津四川福建湖南、再次年安徽浙江山西江西、复次年云南南京吉林西安开封、最后为广西兰州黑龙江贵阳汉口迪化。[28]这样，募集资金便提上了日程。当时，清华学校当年毕业的陈长桐、黄钰生、桂中枢等，颇有意暂缓赴美，以共襄盛举，而留校之暑期代表团吴泽霖亦决定为专程南来。八月上旬，全国学联大会结束后不久，闻一多、罗隆基等便离开上海，前往常熟募捐。以常熟为目标，是因为闻一多的级友钱宗堡、吴泽霖、浦薛凤都是常熟藉人，到那里去也许会顺利些。在常熟，募捐的情况没有留下任何材料，倒是闻一多的六首文言诗表明他们所到过的地方，这些诗不久后刊登在当年十一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五卷第一期上，诗的内容除了“半日疲车驾，风尘顿仆仆。停午发昆山，登船如入屋”之类记述行程的句子外，大多是游览的观感，与募捐毫无联系。据此推知，常熟之行并未达到目的。
五四时期的闻一多是以青年人的方式进行思考与融入的，关于这场运动的意义当时还没来得及总结，倒是随着中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运动似乎便告一段落，给人以“虎头蛇尾”的感觉。然而，这绝不会掩盖五四运动对一代青年的深刻影响。民主与科学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人们再也不能忍受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任意摆布了。这种变化，从闻一多出席全国学联大会时期所写的《夜坐风雨雷电交至，懔然赋此》可以清楚看出。诗中写到：
暗淡虞渊玉虎追，
飞廉暂勒泻来迟；
文书小阁邀孤檠，
车马长衢听折箠。
天地不仁悲李耳，
风雷有意动宣尼──
而今十手隆无畏，
懔懔能忘天怒时？[29]
该诗的重心在后半阙，大意是说：现在天地间存在的不仁不义使人产生了失去老子的悲哀，时代的风雷似乎有意呼唤着善于在逆境中反抗的孔子，目前天下人众口一辞无所畏惧地怒斥卖国贼，告诫他们永远别忘记民众是会象苍天一样发怒的。这种意境，是当时青年人对五四运动最普遍的认识。正因如此，二十五年后的一九四四年春，国民政府宣布“改三月二十九日为青年节”，竟引起了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和同学们一致的愤慨”，闻一多甚至认为“联大风气开始改变”也应该从这一年算起。[30]可见，闻一多所说“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31]，这句话对五四时代的青年人来说都是适用的。
三
五四运动的直接有形成果，是造成了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强大态势，但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则表现在思想的空前大解放。这种思想解放使人们不再迷信任何“绝对权威”，而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也成为每个青年人理应承担的责任。于是，原本属于先知先觉者专利的“革新”与“改良”，骤然在青年学生成为一种竞相模仿的风气，经历了五四风暴洗礼的闻一多，同样也自觉地将革新精神体带入到现实生活。
平民教育的兴起，是五四运动后出现的一种社会热潮，闻一多在五四运动期间即进行过尝试。他曾和吴泽霖、程绍迥、吴宗儒等几位朋友举办过校工夜校，他们“几乎把全校工友都编入了校工夜校”，在夜校，他们“一方面宣传五四爱国运动的意义，一方面帮助他们识字读报、提高文化”。一九四六年，吴泽霖还听一位老校工“谈到那时夜校的情况，还记起一多是怎样耐心教他们识字的”。清华园外是一片农村，五四运动时期，闻一多曾参与创办过村民图书馆。吴泽霖说：“在那段时期，一多等人还鼓动同学们尽量捐募一些通俗读物，在校外小村中设立了一间小小的图书室，供村民们阅览，尽管那里识字的人并不多。”筹集款项为货郎提供借贷是他们做的另一项试验，当他们“了解到村内一些货郎小贩经常苦于无处借贷来周转进货”时，便“设法筹集了五六十元小款作为小本经营借贷之用，一人一次可以无息借贷五元”，这些自然“受到村民群众的欢迎”。[32]笔者曾访问过后来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的程绍迥教授，年过九旬的程先生虽然记不得当年的具体事情，但还记得闻一多是从事平民教育最热心的一个。
白话刊物风靡于世，虽然是五四运动后的事，但《新青年》、《新潮》已经提倡三四年了。对于白话文的认识，闻一多有个过程。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他读严复翻译之《天演论》，感觉“辞雅意达，兴味盎然，真移译之能事也”，因而认为“《新潮》中有非讥严氏者”，谓欲使译文“蝉联妙邃”，唯须“必摹西文”之言，未必正确。[33]二十七日他参加《清华学报》编辑部会议，会上“某先生提供用白话文学，诸编辑率先附和之”，而闻一多亦认为“无可如何也”。[34]闻一多的思想并不保守，当《清华学报》“用白话文颇望成功”时，他也“不愿随波流俗以来讥毁”[35]，但是，直至五四运动期间，他所写的《清华学生代表团祭徐君曰哲文》，所译的《台湾一月记》，以及在常熟创作的那些诗歌，使用的却全是文言文。
闻一多真正接受白话文是五四运动之后，今天所知他创作最早的白话作品可能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写的新诗《雨夜》和《月亮和人》，而当月《清华学报》第五卷第一期上的《建设的美术》，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白话文论文。其后，他的白话创作就一发而不可止，一九二○年春他用作了一首以赏雪为内容的白话诗，国文教师赵瑞侯先生读后批语到“生本风骚中后起之秀，似不必趋赴潮流”[36]，闻一多觉得有些可笑。第二次课上，他勉强用文言文译了首《点兵行》，却在《序》中说“译事之难，尽人而知，而译韵文尤难。译以白话，或可得其仿佛，文言直不足以言译事矣”。[37]到了一九二○年暑假，闻一多干脆将过去写的古文诗词编为《古瓦集》，算作一个小结，并表示今后不再用古文写作了。[38]闻一多写作形式上的这种变化，外部因素自然是时代潮流的影响，内部因素则来自于敢于否定过去的追求进步精神。
社会改良不是轻而易举之事，闻一多从不讲大话空话，他的努力表现在身边的点滴革新。一九二○年三月，闻一多与吴泽霖、潘光旦[39]、闻亦传发起了一小团体，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只是打算交流读书报告和进行问题讨论，所以起初并没有什么名称，后来为了便于与其他社团接洽，方在增加刘聪强、孔繁祁两人后，将它定名为“⊥社”。这个“⊥”字很特别，其意有二：一是“‘⊥’字是古代的‘上’字”，可“借此以时时上进自勉”；二是那时“会友是六人”，而“‘⊥’字恰是我国数目中的‘六’字”。[40]⊥社人数很少，加上天天见面，用不着推举什么职员负责人，开会时轮流担任记录，记录者就是临时主席。⊥社每星期六下午集会一次，每次两小时，开会时报告、讨论各占一半时间。开始的三个月，每次开会均有三个人做读书报告，另三个人预备讨论，每人恰好两个星期轮流一次。
以读书与讨论为⊥社活动内容的定位，反映了五四运动后部分青年人已不再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他们已经开始了理性的自觉转变──转向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这代表着渴望以新鲜理论充实思想的发展趋势。⊥社读书报告的撰写方法，是各人先从读书笔记中摘取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然后加以编制，开始的报告多围绕一本书，但渐渐就不限于一本书了。说到讨论，他们承认最初阶段是失败的，由于事前准备不足，发言亦缺少中心，以致有两三次竟没有得出任何结果。后来，他们做了改进，改为每次指定专人就某个专题进行准备，并把准备的内容详细写出来，以便开会时宣读，大家也便于根据这个报告发表意见。这种方法与以前相比，显然有了较大的改进。
⊥社社员很重视自己的活动记录，所有读书报告与问题讨论使用的都是同样格式的稿纸，仅最初三个月的十次常会，积累的记录就达一百五十余页。对这些成果，他们曾分类整理，结果属于读书类的有历史二篇、娼妓二篇、美学三篇、经济二篇、文学五篇、哲学一篇、农业一篇。属于问题讨论类的有关于称谓姓氏者二篇、校内问题者二篇、服饰一篇、中国目录法一篇。[41]非常可惜，这些资料已经散失，好在《清华周刊》还保存着若干线索，使我们至少能了解一九二○年间他们所做的部分工作：
四月十九日：报告题目“中国古代娼妓史”、“梅特林克底戏剧”、“欧战原因”；讨论题目“如何补救清华学生底细行”。
四月二十五日：报告题目“美底教育”、“经济思想底历史”、“姆士底学说”；讨论题目“称呼问题”、“长姓问题”、“服制问题”。[42]
暑假中：通信讨论“本社进行底改良、隔词法、伦理主义和基督教等等”。[43]
暑假后：讨论家族改革和儿童教育问题。[44]
十月二十三日：提出报告《信仰与信仰底应该》、《俄国底研究》。[45]
十二月十一日：提出报告《植物底分类》、《宗教的派别》、《国际条约考略》。[46]
从以上活动内容来看，他们关心的问题显然超出了一般学生的视野，其所思所想者，均与国家进步、民族复兴息息相关。当然，坐而论道还不足以表现这群有志青年的抱负，于是不久便在清华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场风波的起因，潘光旦曾经回忆说：有几个河南籍的学生从城里搞到一些《黑手盗》（TheHoodedTerror）之类的电影片，每周一次在校内放映。这些影片的内容非奸即盗，充满了刺激与诱惑，一个美籍教师的儿子就是按照影片所传授的手法从事盗窃。于是“我们一个爱管闲事的小团体，其中包括闻一多先生，终于忍不住的出头管了一下。我们利用《清华周刊》和其他方法，一面主张非带有教育意义的影片不得上演，一面发动同学对诲淫诲盗的今天所称的黄色片子，共同抵制，来逼使这一家学生商人不得不改换另一路质量的片子”。[47]
潘光旦说的“爱管闲事的小团体”，就是⊥社；而“出头管了一下”的时间，则是一九二○年暑假后。一九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社于新学年的第四次常会上，他们决定暂时停止原计划进行的读书报告，集中时间研究电影问题。为了深入探讨，他们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曾分门别类列出发下十三项子题：“清华底电影”、“中国底电影”、“欧美底电影”、“教育中之电影”、“艺术中之电影”、“电影与道德及电影底审查”、“电影与卫生”、“科学中之电影”、“宣传事业底电影”、“实业中之电影及电影底实业”、“电影底历史”、“电影在清华底势力”及“改良清华电影底计划”。除最末一项外，大家决定每人担任两项，“或参考书报，或实地调查，于每星期常会时报告一次”。[48]
在研究的基础上，十一月十二日闻一多的《黄纸条告》率先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成为⊥社向电影宣战的第一炮。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用速描般的写法将诲淫诲盗电影对人的刺激心态，做了一番活龙活现地描述与讽刺，然后再以嘲弄的口味加以点评和批判。闻一多有些尖刻，因此有人承认“一多君一篇，大意我极表同意”的同时，又对文中“刻薄个人的地方”，“不敢赞一辞”。[49]
如果说闻一多的《黄纸条告》还仅仅属于嘲弄讽刺性质的话，那么十二月十日发表的《电影是不是艺术》，则是从艺术角度对电影进行的研究与批判。文中，闻一多首先设问了一个研究目的问题，说：“我们研究电影是不是艺术底本旨，就是要知道他所供给的是那一种快乐，真实的或虚伪的，永久的或暂时的。”接着，他从电影的“机械的基础”、“营业的目的”、“非艺术的组织”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与回答，主旨是排除电影能够成为艺术的可能性。他的理由是，既然电影是以机械为基础，便“永远脱离不了机械底管辖”，那么无论编戏、演戏、布景都得服从机械，即便美国全国电影营业工会会长卜拉底（WilliamA.Brady）也“正式宣布了电影底改良只能依靠照相器底进步，不能企望戏剧底大著作家或演习家”，可见“艺术与机械是象冰炭一样”，电影“已经被机械收为奴隶了”，很难“归服艺术界”。再者，电影的目的是营业，而“营业的人只有求利底欲望，那能顾到什么理想”，至于“于社会有益的或是有害的，他们管不着”，电影中的火车出轨、摩托车撞墙、烈马往水里钻、少妇丑态百出等镜头，无非都是骗钱的手段，而“艺术假若是可以做买卖的”，就“也太没有价值了”。另外，电影的结构、演习、台装等与过度写实、过度客观性、过分的长度与速度、缺少灵魂缺少与语言的原质，同样证明它不应被归附在艺术的门下。当然，闻一多也承认电影“是以教育的资格存在”的，既然如此，它只能“在教育底范围里发展”。闻一多这时对电影的批判，带有明显的功利意识，其分析不免牵强偏颇。可是，如果我们透忽略这些缺陷，而去认识闻一多抨击的目标是那些造成精神污染的不健康影片，那么就不难肯定闻一多的动机是纯正的了。
与此同时，⊥社成员的文章也相继发表，其中有刘聪强的《电影之由来》、《清华电影之过去与现在》，孔繁祁的《电影事业》、《电影与宣传》，闻亦传的《世界各国电影底情形》，潘光旦的《电影与道德》、《电影与视觉》、《清华电影和今后的娱乐》，吴泽霖的《电影与教育》等，从而在清华园内掀起了一股抵制电影的浪潮，其影响正如有人所说：自从“一多君做了《黄纸条告》‘振纸一呼’之后，大家在清华园电影问题上发表的意见，文章式的也有，条告式的也有，多得不胜枚举”，甚至“枪去刀来花一团，刀去枪迎锦一簇，酣呼厮杀，异常热闹”。[50]所谓“异常热闹”不过是不同意见的婉转说法，实际上清华学生应不应该抵制电影还持有不同认识，《清华周刊》除刊登过电影择片人董大酉的表白与解释《电影问题》外，还刊登过李迪俊《电影与⊥社》、涤镜《电影存废问题》、丁济祥《对于电影问题之不平鸣》、介父《⊥字解诂》等支持放映电影的文章，有些人甚至还嘲讽闻一多等人是“假君子”、“清教徒”。
这场论争终于引起了校方的注意，一九二一年一月中旬，校长金邦正约见闻一多等⊥社成员，了解事情经过与商量对策。事后，有人探知“学校里对于演电影的方针已经改变，从前的办法是固守成例，现在是：一减少、二替代、三改良”。[51]遂之，校长郑重表示“无好片时，不得以常片充数”，且“以后定组织大规模委员会专管娱乐事宜，遇有电影好的片仍可开演”。[52]这个结果应当是比较理想的，因此潘光旦认为⊥社发起的这个“小小地运动算是成功了”。[53]
对电影的研究与批判，只是闻一多等人的一个小小尝试。当时，他们这一代青年接触与思考最多的问题，是如何顺应时代潮流、进行社会改革。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种复兴救国学说十分流行，闻一多经过对比与选择，最后将视线投向蔡元培的“美育代替宗教说”。
说起对于美育的追求，不能不稍稍追寻一下闻一多的美术活动。闻一多自幼喜爱绘画，入清华后开始接触西洋美术，特别是得到美术教师司达尔女士的指导与鼓励后，他的技能有了很大提高。一九一七年闻一多升入高等科后，课程设置中没有美术一门，但司达尔组织的课外活动却从未间断。一九一九年九月，在司达尔示意下，闻一多与杨廷宝[54]、吴泽霖、方来等发起了一个叫“美术社”的组织，他们一面阅读中外织物及瓷器图案、雕塑、绘画、美术史或名家传略等图书，一面练习铅笔、钢笔、水彩、油彩、木炭等各种绘画，每月还举行一次报告会或演讲会。[55]到一九二○年暑假后，美术社已增加到五十余人，绘画成绩尤为可观，“有几位国内名家看见他们这几年的作品曾讲过，不独是国内各普通学校所望尘莫及的，便是有的美术专门学校也很难同他们比肩”。[56]
美术社成立时，规定了习画与研究两项活动宗旨，一九二○年暑假后又增加了“宣传”一项。我们不知道美术社成员在研究与宣传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但闻一多的《建设的美术》、《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等，则反映了他本人对美术的宏观认识。在闻一多的眼中，“美术”绝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的外在形式，它已成为包罗万象大自然，至于人类，只不过是这个大自然中的一个小小的分子而已。闻一多说：“世界本是一间天然的美术馆，人类在这个美术馆中间住着，天天摹仿那些天然的美术品，同造物争妍斗巧。所以凡属人类所有东西，例如文字、音乐、戏剧、雕刻、图画、建筑、工艺都是美感的结晶，本不用讲，就是政治、实业、教育、宗教也都含着几层美术的意味”，正因如此，“世界文明的进步同美术的进步”才能“成一个正比例”。闻一多在解释了“美术”的概念后，又对“美术”的内涵做了如下分析，他说：
文明分思想的同物质的两种。美术也分两种，有具体的美术，有抽象的美术。抽象的美术影响于思想的文明，具体的美术影响于物质的文明。我们中国对于抽象的美术，从前倒很讲究，所以为东方旧文化的代表；对于具体的美术，不独不提倡，反而竭力摧残，因此我们的工艺腐败到了极点。
欧战完了。地球上从前那层腐朽的外壳已经脱去了。往日所梦想不到的那些希望，现在也不知不觉的达到了。其中有一种反抗陋劣的生活的运动，也渐渐的萌芽了。欧美各国的人天天都在那里大声急呼的鼓吹一种什么国家美术(NationalArt)，他们都说无论哪一种国家，在现在这个二十世纪的时代－－科学进步、美术发达的时代，都不应该甘心享受那种陋劣的、没有美术观念的生活，因为人的所以为人，全在有这点美术的观念。提供美术就是尊重人格。照这样看来，只因为限于世界的潮流，我们中国从前那种顽固不通的、轻视美术的思想，已经应该破除殆尽了。况且从国内情形看起来，象中国这样腐败的工艺，这样腐败的教育，非讲求美术决不能挽救的。现在把怎么挽救这两样东西的方法，同为什么要挽救他们的道理，稍微讲一讲，可见得美术不是空洞的，是有切实的建设力的。[57]
在比《建设的美术》晚一年发表的《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中，闻一多将包括美术在内的“艺术之作用，做了更加明确的归纳。他指出：
人类从前依赖物质的文明，所得的结果，不过是一场空前的怵目惊心的血战，他们于是大失所望了，知道单科学是靠不住的，所以现在都倾向于艺术，要庇托于她的保护之下。中国虽没有遭战事的惨劫，但人们的生活底枯涩、精神的堕落，比欧洲只有过之无不及，所以我们所需要有当然也是艺术。[58]
很明显，如果将闻一多的论述与蔡元培的《在育德学校演说之述意》、《美术与科学的关系》、《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以美育代替宗教说》、《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等文章相比较，很容易看出他接受的正是蔡元培提倡之“美育代替宗教说”。为了进一步研究美育与国民性改造的关系，一九二○年年底闻一多与浦薛凤、梁思成[59]发起了一个旨在研究具形艺术的团体“美司斯”。[60]十二月一日，美司斯“会友十四人集会，选杨廷宝、方来、梁思成、浦薛凤、闻一多五人为章程起草委员”。[61]其后选举职员时，闻一多出任书记，梁思成、徐宗涑任干事，浦薛凤会计，王绳祖任会所管理。[62]美司斯成员发展不多，据浦薛凤回忆，参加之社友，计有吴泽霖、方来、杨廷宝、董大酉、梁实秋、梁思成、黄自等二十人左右。[63]
美司斯成立大会召开于十二月十日，由于梁思成父亲梁启超亲自到会，陈师曾、吴新吾、江少鹣、刘雅农等社会名流亦纷踏而至，前来祝贺。这次大会名曰成立大会，实际上称做讲演会更合适。会上，陈师曾讲《中国画是进步的》、吴新吾讲《法国绘画小史》、江少鹣讲《画学之评论与作品》、刘雅农讲《艺术与个性之关系》，最后梁启超讲《中国古代真善美之理论》，诸人“皆历陈名说，推阐致尽”，历时一时方尽欢而散。[64]
与成立大会的热闹相比，美司斯的活动却鲜见报导，《清华周刊》亦仅有两则消息，一云美司斯成立次日曾“开第一次研究会，讨论研究会进行方法，当时决定分音乐、绘画（包括雕塑、建筑）、文学、美学四门，每星期开研究会一次，每次三人，由四门中各择一门，负责参考书籍，陈列论证，以为全体讨论之导线”；[65]一云次年一月八日，美司斯请钱稻孙先生讲演《关于美学》。[66]此外，再无其他记载了。尽管如此，闻一多参与起草的《美司斯宣言》毕竟是一份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它不仅保存了闻一多及担任过世界建筑师学会会长的杨廷宝、著名的古代建筑专家梁思成、名噪海内外文坛的梁实秋、著名的作曲家黄自等一代学者的青年轨迹，更重要的是，还表达了五四时代青年从终极价值意义上对“艺术”的理解和为“艺术”献身的精神，以及他们寻求终极价值的努力。《宣言》宣称：
我们深信人类底进化是由物质至于精神，即由量进于质的。生命的量至多不过百年，他的质却可以无限度地往高深醇美底境域发展。生命底艺化便是生命达到高深醇美底鹄的底唯一方法。
我们深信社会底生命这样僵枯，他的精神这样困倦，不是科学不发达实在是艺术不发达底结果，所以断定我们若要求绝对的生活底满足，非乞援于艺术不可。
我们又深信艺术底研究包括高超的精神底修养，精深的学理底考究，同苦励的技能底练习。前两样是艺术底灵魂，后一样是他的形体。有形体，无灵魂，当然不能成为艺术。
我们因此觉悟了我们──向往各种练习艺术的组织里，学习一点音乐、图画或文学的技能，那决不能算研究艺术。那样研究的艺术只可以作投时髦、供消遣、饰风流底用；那样研究艺术的确乎是社会底赘疣，生活的蟊贼。
我们既觉悟了从前的谬误，决定从今以后要于艺术底原理加以精细的剖析，于他的精神加以深邃的体会，使一面我们的技能得着正确的南针，一面我们的生命被着醇美的陶化。
质言之，我们既相信艺术能够抬高、加深、养醇、变美我们的生命底质料，我们就要实行探搜‘此中三味’，并用我们自己的生命作试验品。[67]
很明显，闻一多等人努力创造的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并且在创造中格外注重主观精神。这一特征，既包含着新文化运动对清华学子的深刻影响，也凝结了清华学校的教育加速了学子们对现代化的个性理解。通过《美司斯宣言》，我们可以看出五四时代的闻一多对社会革新的价值取向，可以看出他对艺术救国、文化救国的认同。这里，没有任何功利的色彩，也没有意识形态的痕迹，他的立足点完全建立在社会进步的立场上。现在，方向已经明确，只待付诸实践了。一九二二年夏闻一多赴美留学，他没有象大多数同学那样选择实业，而是选择了旁人看来难有生活保障的西洋美术。这种选择不排除带有某种冲动成分，但正实现了《美司斯宣言》中的“用我们自己的生命作试验品”这句诺言。对青年人来说，五四运动所开创的局面为他们寻找各自的理想与目标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而对日后成为诗人、学者和斗士的闻一多来说，五四时代的锻炼不正是他“涅□（上“般”，下“木”）”的必要准备吗！
注释：
[1]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威尔逊提出和平条件十四条，其中在处置殖民地问题上提出的“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应重视“殖民地人民之公意”等原则，受到中国社会的普遍称赞
[2]以上据吴泽霖：《老友一多二三事》，王子光、王康编《闻一多纪念文集》，第一六四页，三联书店一九八○年八月出版。吴泽霖，清华学校一九二一级，与闻一多同级九年。
[3]闻一多：《提灯会》，《清华学报》第四卷第六期，一九一九年五月。
[4]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一九四四年五月三日），《闻一多全集》第二卷，第三六六页，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出版。文中说：“五四的消息传到了清华，五五早起，清华的食堂门口出现了一张岳飞的《满江红》，就是我在夜里偷偷地贴去的。”
[5]以上据《清华学生代表团开会纪录》，《清华周刊》第一七○期，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6]《自治发达史·代表团》，《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7]《爱国运动·代表团》，《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8]《爱国运动·五月九日之国耻纪念会》，《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9]《清华周刊》第一七○期，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10]《爱国运动·五月九日之国耻纪念会》，《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11]梁实秋：《谈闻一多》，第六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七年一月出版。梁实秋，清华学校一九二三级，五四运动后与闻一多关系甚密切。
[12]指教育部长傅增湘、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不满北洋政府对学生的镇压而辞职事。
[13]八哥即闻亦传，清华学校一九二二级。闻一多的家庭是个三世同堂的封建大家族，其嫡堂兄弟按齿序大排行，闻亦传排第八，闻一多排第十一。
[14]《致父母亲》（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七日），《闻一多全集》第十二卷，第十七页。
[15]《致父母亲》（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七日），《闻一多全集》第十二卷，第十八至十九页。
[16]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一九四四年五月三日），《闻一多全集》第二卷，三六七页。
[17]闻一多：《清华学生代表团祭徐君曰哲文》，《清华学报》，第四卷第八期，一九一九年七月。
[18]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一九四四年五月三日），《闻一多全集》第二卷，第三六六页。
[19]《自治发达史·代表团》，《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20]王康：《闻一多传》，第四八页，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五月出版。
[21]一九四七年三月，生活书店出版王康以笔名史靖撰写的《闻一多的道路》，吴晗在《序》中介绍说“作者不但是传主的学生，而且还是同乡，还沾有一点亲戚关系”，于是大凡闻一多研究者，都知道王康是闻一多的亲戚。但是，他们是什么样的亲戚，却无人提及，故笔者借此机会予以说明。闻一多嫡亲兄弟共五人，三哥闻家騄（大排行第五）娶王康的姑姑为妻，也就是说王康的姑姑是闻一多的嫂嫂，因此他们的亲戚关系还是比较近的。
[22]闻一多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七日家信中说：“新剧社拟于假中编辑新剧，亦男之职务”。后来《清华周刊第五次临时增刊·新剧社》亦报道说：“明年国耻纪念日，新剧社拟排演戏剧，募集本校实业团经费”，新剧社已请闻一多、时昭瀛、段茂澜、张祖荫、裴庆彪“留校编辑，以免临时匆促”。
[23]《致闻家骢》（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闻一多全集》第十二卷，第二十一页。
[24]三幅写真均刊登于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上海《申报》。
[25]《全国学生联合会之闭幕会式》，《申报》，一九一九年八月六日。
[26]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一九四四年五月三日），《闻一多全集》第二卷，第三六六页。
[27]《致闻家骢》（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闻一多全集》第十二卷，第二一页。
[28]《全国学生评议会纪事》，《申报》，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29]《古瓦集》（手稿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
[30]闻一多谈，际戡笔录：《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除夕社编《联大八年》第七页，一九四六年七月出版。
[31]闻一多谈，际戡笔录：《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除夕社编《联大八年》第七页，一九四六年七月出版。
[32]吴泽霖：《老友一多二三事》，《闻一多纪念文集》，第一六五页。
[33]《仪老日记》，《闻一多全集》，第十二卷，第四二三页。
[34]《仪老日记》，《闻一多全集》，第十二卷，第四二四页。
[35]《仪老日记》，《闻一多全集》，第十二卷，第四二五页。
[36]《古瓦集·序》（手稿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
[37]《点兵行·序》，《闻一多全集》，第一卷，第二九三页。
[38]此后闻一多除了个别时候与朋友的戏弄外，再也没用古文进行过创作。
[39]潘光旦，原一九二一级，因踢足球一腿受伤被锯，降至一九二二级，但始终与闻一多保持着密切关系。
[40]《⊥社》，《清华周刊第六次临时增刊》，一九二○年六月。
[41]《⊥社》，《清华周刊第六次临时增刊》，一九二○年六月。
[42]以上据《清华周刊》第一八六期，一九二○年四月三十日。
[43]《⊥社》，《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44]《清华周刊》第一九二期，一九二○年十月一日。
[45]《清华周刊》第一九六期，一九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46]《清华周刊》第二○三期，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47]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第九十二至九十三页，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十月出版。
[48]《清华周刊》一九六期，一九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49]果：《电影话》，《清华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50]钱宗堡：《清华园电影问题的我见》，《清华周刊》第二○八期，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51]钱宗堡：《清华园电影问题的我见》，《清华周刊》第二○八期，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52]《校长对于星期六演电影之意见》，《清华周刊》第二○八期，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53]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第九十三页。
[54]杨廷宝，一九二一级，后赴美习建筑。在中国建筑界有“南杨北梁”之称，即指杨廷宝与一九二三级的梁思成。
[55]《美术社》，《清华周刊第六次临时增刊》，一九二○年六月；《美术社》，《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56]《美术社》，《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57]《建设的美术》，《清华学报》第五卷第一期，一九一九年十一月。
[58]《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清华周刊》第一九二期，一九二○年十月一日。
[59]浦薛凤，一九二一级，与闻一多的同级；梁思成，一九二三级，梁启超的长公子。
[60]美司斯是希腊神话中九位司掌文艺和科学的女神Muses的音译。
[61]《研究艺术的新团体出现》，《清华周刊》第二○一期，一九二○年十二月三日。
[62]《美司斯》，《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
[63]浦薛凤：《忆清华级友闻一多》，台湾《传记文学》第三九卷第一期，一九八一年七月。
[64]《美司斯成立会》，《清华周刊》第二○三期，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65]《美司斯成立会》，《清华周刊》第二○三期，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66]《美司斯讲演会》，《清华周刊》第二○七期，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67]《美司斯宣言》，《清华周刊》第二○二期，一九二○年十二月十日。
一九九九年四月东京初稿
一九九九年八月北京定稿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常修泽：以市场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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