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余杭的国营工业，良渚化肥厂和东风农药厂是两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它们不仅仅是我县农业生产后勤保障，更是工业生产的排头兵。阳春三月，我们“口述余杭历史”采访组全体成员来到塘栖某小区，去见一位84岁的老人，他叫陈志荣，原余杭县东风农药厂厂长。老人精神矍铄，十分健谈。我们向他说明了采访意图，他说：“哦，你们是要了解东风农药厂的情况啊，那可是在我手里办起来的。我还参与创办了良渚化肥厂呢，呵呵，我这一辈子就这两个厂还可以说说。”老人似乎很欢迎我们的到来，也很想把他自己觉得“还可以说说”的往事说出来与人分享。下面，就是老人告诉我们的、他从“良化”到“东风农药厂”的故事。
年3、4月份，为了解决化肥不足的困难，省里决定出资在杭州和嘉兴新建两家吨规模的化肥厂，分别落户余杭和桐乡。在计划经济的年代，这无疑是上面对余杭工农业经济的最大支持，因为这样规模的化肥厂，当时在全省还没有第二家，放在余杭，对壮大余杭工业经济实力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而且，吨规模的化肥厂如果生产氨水的话，就是3万吨，氨水是产销见面的产品，就近供应余杭农村，对余杭的农业生产的价值更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对这件事情，从省里、市里到县里，各级领导都是非常地重视。
我当时是筹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第一件事情是给化肥厂选择厂址。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运输问题，因为当时余杭的陆路交通还比较落后，运输主要依靠水路，因此，我们首先把目光放在了水路交通四通八达的塘栖。说起来，我们当时只是一门心思搞工业，环保观念是一点也没有的。我们选中了塘栖镇上的一块空地，塘栖人都叫它“运动场”，也就是现在塘栖中学大门口往北那个地方。方案报上去，杭州市一位副市长到实地考察之后，一句问话就否决了：化肥厂怎么能建在镇上人口密集的地方呢？
看来还是上面的领导懂的多、想得细、看得远啊，不然，古镇塘栖非得让我们化肥厂搞得鸡犬不宁不可。就这样，我们就把厂址选在了良渚的响山畈，那里原来是瓶窑区属的畜牧场，地方够用，水路运输也没有问题，又远离人口密集的集镇。
就这样，化肥厂厂址就选在了良渚，名称就叫良渚化肥厂。“良化”的建设，在余杭的震动是很大的，这从两个方面就能够看出来。一个是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省里的江华书记常常过问“良化”的建设情况，杭州市的王平夷书记亲自到厂里视察，还要求必须是省内最好的设计、建设、安装单位才能承接建厂任务。因此，“良化”是由省工业设计院设计，浙建公司建设，省安装公司安装的。另一个就是集中了一批精兵强将，县里派当过龙山化工厂书记的县城工部长的刘传兴亲自挂帅，李鸿儒同志任筹备组组长，老杭县交通科长陈瑜和我任副组长，葛滋豪同志任工程师，还向市里要求从龙山化工厂调了一部分骨干人员。县内需要的各种人才，有关部门干脆把全县的花名册给了我们，说是“要谁放谁”。这在人才流动不畅的计划经济年代，是绝对不多见的，因此，我们在进人的时候，哪怕是一名普通工人，也是精挑细选，有一次，县领导夏行权同志跟我说，你们这哪是在调员工，简直就是在“挑女婿”嘛。
“良化”从立项到试生产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如果除掉选址的时间，实际上建设时间一年都不到。年5月，试生产一次性成功，这主要得归功于“良化”的建设是集中了各方面优质资源，人、财、物应有尽有，特别是人，从管理、技术人员到一般工人，素质都是一流的，这可能就是计划经济的优势。
想不到“良化”试生产成功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的事情大家都是知道的，学校停课，工厂停产，“革命”成了当时中国人的头等大事。不过，“良化”的工人阶级不知道是觉悟低，还是觉悟高，反正从一开始就没有停工停产的打算，“文革”最乱期间都没有停过一天生产化肥。当然，“革命”的事情也没有忘记，我们的口号是“既抓革命，又促生产”。
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情：“良化”在筹建时没有交通工具，为了方便工作，就向杭州市建委借了一辆面包车，试生产成功以后，面包车还回去了，好在“良化”的生产设备中是配了一辆解放牌卡车的。但是，后来省物资供应部门说不给我们了，要给我们调一辆“三卡”。我是厂里负责行政工作的，就到省里软缠硬磨，还是把计划里本来就有的解放卡车给弄了回来。要说这还是全县工厂中的第一辆卡车，因此，全厂干部职工都高兴得不得了，车子提回来的当天，就给它装好了护栏板。第二天，卡车可以使用了，第一次开出去，你们知道用来干什么吗？载上我们几个厂领导游街批斗。
当时的“良化”就是那样，“抓革命”时，厂里的领导、技术专家是批斗对象，“促生产”时，批斗对象又成了领导和专家。因此，除了“文革”刚开始那两年化肥产量有点影响之外，其它可以说是国营企业中生产最正常的工厂了，、73、79年还进行了3次扩建，合成氨生产能力从吨扩大到吨，年就达产氨水3万多吨，78年为吨，年新产碳酸氢铵3万吨，到年，“良化”年产合成氨吨、碳氨吨、氨水吨，远远超出了建厂时的设计规模。
这些当然是“良化”的后话，而且那些数据也是为了接受你们的采访，我事先查资料看来的，因为年年底，我就离开“良化”了，原因是超山石矿要成立“革委会”，县里把刚刚摘了“走资派”帽子的我调去当革委会主任，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厂长。超山石矿就在超山老龙洞的南面，我在那里刚刚干了两年，县里又把一个新任务交给了我：接受杭州市办在米市巷的原钱塘农药厂（那时已改名东风农药厂）粉剂车间的外迁任务。从此，我开始跟农药打交道了，而且再也没有离开过，直到年退休。
“东风农药厂”这个名称是从杭州米市巷老厂移过来的，我们年开始建设，原来的石矿给了超山公社，生产设备还是老厂的东西，拆过来安装一下就可以用了，上面拨下来的70万元资金主要是用来建造厂房和宿舍，因此，我们当年就投产了粉剂六六六、杀螟粉、可湿性六六六，次年（年）就生产了各种粉剂农药吨，而且经济效益也很好，利润达到了70多万元，一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
但是，我们当时能够生产的都是处于低端的普通农药，特别是粉剂农药，用起来不方便，而且也危及使用者的健康。而一些高端的、高效的农药，我国那时候还基本上需依靠进口，比如、速灭威、甲基托布津等等，国家都要用当时非常紧缺的外汇从日本、西欧等地买进来，有的直接供应给农民，那就价格很贵；有的作为原材料加工为合成产品，这样，农药的成本价就低一点，农民也用得起了。
当时农药界的情况就是那样，“西风”漫天，好东西都在欧美、日本人手里，我们只能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吃点残羹剩饭，而且还要受他们的各种限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东风农药厂从年开始，先后扩建了敌诱钠、西维因车间，年，又由浙江省化工研究所投资20万元，将西维因车间改为速灭威车间，当年就研制生产出了％速灭威原粉吨，年达到了吨，这种原药加工为合成粉剂，每吨售价高达元，而且还比原药进口便宜得多。年又研制成功了甲基托布津原药，这是一种杀菌农药，加工成为合成农药，利润也非常可观。
到年，东风农药厂已经可以自己生产包括叶蝉散、甲基托布津、多菌灵等在内的多种高端原药，“东风”吹散了“西风”，不仅为国家省下了大量外汇，降低了农民兄弟的生产成本，而且为当时不大讲究经济效益的国营企业树立了创收的榜样，早在年，东风农药厂就实现了利润多万元，成为全县国有企业的利润老大。
东风农药厂是当时国家化工部的定点企业，产品由省里统配，而且供不应求，销路一点也没有问题。紧缺的品种，县里想留一点也是不允许的，有一次，一位分管农业的县政府领导，私下里给余杭留了一点，还被省里批评了一顿呢。
我这一辈子好像就跟农药化肥结了缘分，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就是与它们打交道。现在，这两家企业都关闭了，“良化”什么时间停的我记不清了，东风农药厂是年撤销的。作为亲自把这两家厂建起来，又看着它们发展壮大的人，看到这样的结局，我心里还是有点失落感的。虽然我知道这是形势所迫，本地传统农业的萎缩、生产过程中污染环境、有机农业的发展等等，都是它们寿终正寝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经济、社会进步的表现，我应当为此高兴才是，对吧？（来源：余杭晨报叙述者/陈志荣整理者/姚水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