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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是交通大学定名周年，如果说沪、唐、京是交大的三处泉头的话，史称”三泉合流“。其中-年为第一次合流，然后随着北洋政府交通系的倒台，局面瓦解。年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节节胜利，高等教育事业的管理逐渐从北洋政府转归国民政府管理，以此至于抗战胜利敌占区逐渐复校的年，是第二次合流，时间长达18年。这个时间段，年到年以上海为交大本部，虽然全面抗战爆发的前五年，上海陷落，但是交大沪校在上海租界内办学，并未遭到日伪染指。交大在重庆也开始办学，但年到年以分校名义进行。直至沪校被迫接受汪伪政府之条件，以汪伪政府”国立交通大学“名义办学，接受其经费，渝校旋即更张为交大本部。而唐校、平校一路颠沛，最后在贵州坚持敌后办学，名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下辖唐山工程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两院，因为战时管理的便宜行事，多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直接指令。
抗战胜利后交通大学渝、沪两地学生对立情形的报道
交通大学历史沿革新图在三泉合流之外，还有阶段性两泉汇聚的情况，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交通大学和北方交通大学阶段，京、唐两院就是一校，时间约三年之久。除此而外，年到年京校曾被勒令并入交通部唐山大学而定名为北京分校，到年平校被定名为国立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北平分院，而交大管理学院是沪校的三大学院之一，年国民政府又命令将逃难路上的京院附于唐院，改为铁道管理系。在三次降级过程中，京（平）院师生都激烈地反对，最后经过斗争都取得了恢复地位的结果。
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签署的平院附于唐院为铁道管理系的部令
年唐院的毕业证书
交大校友陈能宽年国立交大贵州分校的毕业证书
年唐院的毕业证书
北方交通大学，京院大门中国交通大学北平管理学院时期的“补录通知书”上面的两泉汇聚，都是政府行为，在战乱频仍的时代，还有校际之间的帮忙，比如唐校就至少两度到上海借读，一次是日军攻击华北时期，一次是东北人民解放军挥师入关之际。三校之间的院系调整也多次发生，包括上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都有。当然啦，40到50年代发生了宿命和使命上的分别。所谓宿命就是因为信仰等的不同，一部分交大师生去了台湾工作，然后努力建成了交大电子研究所并成长为新竹的交通大学，有人总以为这是沪校的一个分支，其实这些交大师生中三校的都有。所谓使命，乃是著名的交大西迁，交大的整体西迁进行到相当阶段的时候，各种情形发生了变化，从而不得已改为主体在西、小部分在东，两地办学，统一领导的方案，年在条件成熟后，独立为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至今形成了西安、上海、成都、北京、台湾五所同源交大的局面。有人说，五所交大根在上海，这个说法未免失之于简单化，上海作为本部是合流中的较长阶段，但是既然是合流，肯定是中道合流，不是源头的合并，源头还是三处的，北京、上海和唐山，至于西南交通大学写历史称为源自山海关，可以这么讲，但是山海关到唐山之间办学是中断的，当年似乎也并不是完全地复办铁路官学堂的名义，此节待考。
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纪念碑
抗战时期被同文书院占用的徐家汇校区
年交通大学上海部分主编的《交大（增刊）》上的文章《驳“护校论”者》前面说啦，交大在合泉的时期内，虽然大体稳定，但是也有斗争，而”好斗“者主要是京（平）校，原因是被抑制的次数不少。沪校和渝校师生在抗战后复校初期矛盾激烈，毕竟留沪的师生曾经花过汪伪政府的钱，而且回来的国民政府还在搞甄别运动。交大西迁面临收尾的年，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交大西迁无疑是正确的，任何一个爱国者都不能坐视诺大的中国西部一直处于经济、文化、教育落后的状态。西电前身的西迁，华东航空学院的西迁，哈军工航空系的并入西北工大，交大电讯系支援成立成都电讯等大家都没有疑意，缘何有人经常置喙交大西迁呢？道理是存在一个为尊者讳和为尊者辩的问题。还有就是前人连着后人，交大西迁的纷争里，本质的爱国主义的肯定，就有着对另一些人否定的意味，这个就有着不是滋味的地方。在交大历史上，”学生无伪“、”不迁无过“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个别人等坚持的”西迁错误“，肯定是登不上台面的嘀咕，因为他背离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交大是国家的交大“，先辈之言掷地有声。从抗战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稳定后方的战略意义，开发西部，交大的西迁精神至少还要讲五百年。
当然，说到西迁，当年唐校迁徙峨眉，也是一段艰辛的历程。至今，西南交大和北京交大之间的校史叙述也有不少纷争。从大处着眼，大家的站位叙述都没有大碍，但是有时会忽略到兄弟院校的感受，比如在叙述共同隶属于北方交通大学的历史时，而今的北京交通大学因为长期使用北方交大的校名，所以占着一定的叙述方便。而西南交大就要解释为什么自己也叫过北方交大，就要多费口舌。
此次我们重点讲讲交通大学第一次三泉合流前后的纷争。
叶恭绰改组交大之际，实际上最大的问题是北洋政府内部派系纷争激烈。舆论界对交通部将部属四校改组为交通大学有所批评，如年3月12日之《晨报》就发表《对于设立交通大学之疑问》一文，认为教育应为教育部管理，不应各部都有办学之权，且按《大学法令》规定，四校均为工商性质，没有文理，不能称为大学，等等。攻讦叶氏”借酒发疯“，意图”扩充交通系在教育界之实力“。此后的17日、25日，该报又登载《交通系私有之交通大学》、《交通大学与私有式政府》两文。
三张图分别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交通大学唐山学校”、“交通大学北京学校”的校门
改组过程中，学校内部意见也不统一，概括地讲：唐校反对于前、南洋拒绝于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与邮电学校也并不支持。唐校反对系科调整和校工厂南迁，进一步反对机械科南迁。京内两校听闻将各班编入经济部附属专门班，也就是不以大学之名义毕业，无异于兜头一瓢凉水，遂改支持为反对，然后罢课。此间，因为办学经费问题，南洋也一度度日艰难，好在叶恭绰有办法，很快落实了交大经费问题，使得上海方面由原来的六万六千元上升为二十二万六千元，是三校经费最多的。
年9月10日，三校同时开学。而此前的改组风波并未影响到其声名的远播，当年7月10日，京、沪、津、汉、广五地同时招生报名，5日内投考者余人，如京校经济部本科只招11人，竞争是非常惨烈的。一时间交通大学处于繁荣向进的大好局面之中。
然而到了年，因为交通系的覆灭，交通大学也就面临了新的危机。所谓交通系，乃是民国成立后，以梁士诒、周自齐和叶恭绰等人为首的邮传部旧人组成的政治团体，史称北洋交通系，主要把持交通部、交通银行、交通大学等，后来梁士诒还在年底担任了内阁总理，叶恭绰为交通总长，张弧为财政总长。
当年主要的历史背景就是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叶恭绰所主张的交通收入不应充作军费的主张，加之吴佩孚曾向中央要经费，时任内阁总理靳云鹏逼迫财政总长周自齐和交通总长叶恭绰出钱受阻。因而交通系也受到排挤。总而言之，吴佩孚对交通系是痛恨交加。年5月5日，吴指使国务院发布命令：“此次近畿发生战争，皆由于叶恭绰等构煽酝酿而成，误国误民，实属罪无可绾。叶恭绰、梁士诒、张弧均著即褫职，并褫夺勋位勋章，逮捕交法庭，依法讯办”。此后，直系津保派高凌霨署理交通总长不久后，吴佩孚令老友高恩洪为交通总长。高恩洪表态“鄙人此次来交通部，是预备为木匠、泥匠而来，绝不能敷衍了事，反对者自必极多，但我绝不退缩。”又说，“年来，被叶恭绰等弄得不可收拾，非大力整顿，将不堪设想。”
年，孙中山（前排右6）视察京张铁路时的合影，叶恭绰（前排右3）全程陪同
先是，高凌霨在年5月6日代理交通总长。上任十几天后就宣布取消交大董事会，社会各界哗然，交大老校友黄炎培等发电质疑。取消董事会的举动迅即引发上海学校的强烈反对，此后上台的高恩洪以“将来可复设董事会或与之相等的组织”搪塞哄骗。沪校学生同时反对陆梦熊担任交大校长。遂通电罢课，征求京、唐两校意见要求共进。唐校学生当时因战争已经离散，京校学生复信不必坚持，暂保静观态度。
不料，高恩洪进一步提出“分立沪、唐两大学，以京校各班分别合并”的办法。直接的考虑是不要学生在首都就近闹腾。表面的理由则是“京校地址狭隘，多不适用，且其教员多属兼任；......至于地点，沪、唐均属适中，学生负笈远游千里，亦如咫尺，为学业计，远游外国，亦所不辞。”“北京乃官僚汇聚之薮，非办学之地”。6月22日，他提出阁议：“交通大学组织未善，拟分设两校，以付名实与宏造。”
阁议传出，京校沸腾。由夏至秋，学生寝食不安，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包括上书高恩洪和大总统黎元洪，沥陈十大理由。同时到参、众两院拜会议长。众议院吴景濂议长表示高总长取消京校理由并不充分，并对学生此举表示极其钦佩。他说：“取消京校，或者内幕尚有其他缘故！”“余当以国民资格质问高总长”。
由于社会舆论的发酵，高恩洪于7月6日下令：“将北京学校隶于唐山学校，改称唐山分校”。京校学生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表示“此项训令无效，巧滑名称，吾人誓死不能承认。”此后继续请愿。
此时间前后，京、唐、沪三校学生，步调失措。此前，在反对交通部剪伐交通大学董事会的斗争中，京校坐观不动，当交通部决定将交通大学分设沪、唐两地时候，原沪校调整到京校学生在报纸发表声明，表态支持三校并为两校。沪校也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取消京校。京校学生亦发表声明，不承认沪校迁入北京学生为京校学生，同时对交通部取消交通大学董事会表示支持。京、沪两校学生，陷入互相拆台的局面。而唐校表态支持京校，并致函沪校，希望从大局出发，收回意见。声明说：高氏挟其私愤，倒行逆施，取消京校，分裂唐、沪，计划不继招新生，使其自行消灭。京校先亡，唐、沪孤立，俾难策应，以施剪伐“。同时对京、沪间矛盾进行调节。
高恩洪后来兼任教育总长。他任命教育部次长全绍清为校长，全绍清上任后同情学生请命，结果三天即不得已去职。旋派邵恒濬为校长，学生闻讯后谒见，邵拒而不见。学生召开会议决定不承认邵为京校校长，并在校门口挡驾。此后8月上旬和中旬发生交通部训令解散京校和邵恒濬武装进校就职，封锁宿舍，驱逐学生的事件。武装就职，史载为京校副主任贝寿同主意。因为贝比刚从国外回来的邵氏更了解情形，贝寿同是建筑大师贝聿铭的从叔祖。
当时的交通部不仅折腾交通大学及董事会，还将叶恭绰打造的单位均视为眼中钉，加以铲除。当时被裁撤的单位有：铁路职工教育委员会”、“铁路文书会议”、“铁路联运货物委员会”、“铁路卫生研究所”、“铁路技术研究所”等。交通部裁撤人员有多人，占一大半。当然这些人中确实有交通系的不少亲信，说得好听就是举贤不避亲，但是从政敌或者另外的角度看，就说是安插。另一方面，高恩洪确实是大肆安插山东乡党进入交通部。年6月11日《晨报》载《交部被裁人员又有一部分被留》报道“昨据接近高氏者云：高氏对于裁员减政各节，纯粹受吴（佩孚）使之名，并非独断独行。”
年九月十日，高恩洪受到各界压力，发布《交通部训令》第号，令唐山大学分校校长邵恒濬“开除为首滋事学生”，并通知其他学生家长，出具切实保证书，不干预学校行政事宜，准予入学，否则概不收录。学校本打算开除十名学生，后来经过全体学生申请，同意悔过和保证后回校学习。此后，京校以唐山大学分校名义办学，直至年三月二十一日宣布改称北京交通大学。
此后唐校发生驱俞（校长俞文鼎）运动，京校发生驱邵（校长邵恒濬）运动，沪校发生驱卢（校长卢炳田）运动，一时间学潮纷起。
高恩洪自任交通总长以后，裁撤单位几十个，裁减人员三千余，消减各单位预算，被认为安插亲信乡党，遭到全路工人反对，各地各处以及报馆纷纷揭发其恶劣行径和贪污情形。此间，吴佩孚托付直鲁豫三省巡阅使署参谋长陆锦代为疏通，但是鉴于情势，陆认为无可挽救。高恩洪到保定见曹锟，哀诉办事苦楚及外间诬陷之计，曹笑曰：“汝办事甚好，可速回任事。”吴佩孚托曹向总统说项，曹以不便为由婉拒。高遂托假遁入天津租界。直隶省长王承斌则派密探伺机逮捕。高再逃往秦皇岛。年1月4日，大总统免去高恩洪交通总长职务，26日任吴毓麟为总长。此间，邵、俞、卢等均相继辞去交大各校长职。
北洋政府匡武上将军王承斌
交通大学这所学校的历史幕后，关系着民族兴衰的历史书写和各种斗争的各色纷呈。
但是，我们看待历史，往往需要更大的视野。其实高恩洪这个人也不是一无是处，严肃地讲，他的所作所为，有些还是得到正面评价的。高恩洪，字定庵，亦作定安，年出生在山东蓬莱上口高家村。先后就读于上海电气测量学校、英国津普大学，曾任清廷驻英使馆翻译。回国后，历任参赞、西藏通商交涉事宜督办、东三省军政事宜督办、交通部秘书等职。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高恩洪先后任湖北军政监督、川藏电政监督、驻上海全国电料管理局监督、交通部顾问等职。年5月，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后兼任教育总长，去职后的年4月，又在吴佩孚的帮助下由大总统曹锟任命为胶澳商埠督办。年任交通总长之初他做了两件事：废止各铁路货捐和取消各报馆的津贴，尤其是后面这件事，引来掌声一片。杨潜在《宦海飘萍：民国总长高恩洪》一文中说：胡适对此举评价甚高，专门发表新闻评论，予以称赞，又郑重其事地将此事记入日记。他在6月22日的日记中记有：“高氏是一个很肯做事的人，此次任劳任怨，大刀阔斧地干去，很有可佩服的地方。他这一次裁去北京报馆的津贴，每月十二万五千元——可以办两个北京大学了!故各报攻击他甚力。今天阁议通过废除铁路的货捐，也是一件很难得的快事。但此人似无学问。”这段日记写于夜宴之后，最后一句也写得饶有趣味。曾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在个人回忆录中曾记载李大钊亲口对他讲的一番话：“高定庵(高恩洪)这个人是学科学的，还有书生本色，没有时下的政客气息。他痛恨交通系的贪赃枉法，想把交通部所属的各个部门严格地整顿一下。因为没有适当的助手，他要我在北京大学找几个有为青年给他帮忙。”年初，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各铁路线都有了搞职工运动的同志，为了给他们以工作上的方便，负责北方党组织的李大钊充分利用军阀派系之间的矛盾，派共产党员打入敌人内部。李大钊通过他多年的同学，即当时在吴佩孚手下做政务处长的白坚武，建议直系交通部长高恩洪在每条铁路线上设一名密查员，专门调查交通系分子的积弊。高恩洪正为此而深感头疼，便欣然同意。很快，有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便发生了：京绥铁路工人发起爱国护路斗争。而高恩洪在青岛胶澳商埠督办任上，仅仅半年就干了很多实事：创办私立青岛大学、建立图书馆、为西镇居民修建“定安桥”、免除郊区农民赋税……让青岛人至今感念。因而，交大历史记载中的高恩洪是一个面貌，退后一步放眼再看，他还有另外的面貌。历史的诡异，往往如此。所以，“顾全大局”不仅仅是办教育，还要涉及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上，才可以。一代傲娇与您同行！